和老爸一起回忆过往的时光，真是又温馨又心酸，偶尔还会有点暴怒和无奈。
的确时隔那么久，都七十岁的人了，回忆模糊，颠三倒四也正常，只是苦了自己，只能反反复复的问，来来回回的改。
拖了这么久才开始，实在抱歉，本想把第一本完结了再专心搞这一本，现在被平台催了。诶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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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名张金生，家里排行老三。
老爸说，他最早开始记事是在三岁，记忆里最突出的就是跟爷爷张光明一起出去跑丢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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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快四岁的时候，爷爷张光明去世。记得爷爷卧病在床，快要不行的时候，自己还常常钻他老人家被窝睡觉，被父亲张华亭严厉训斥过，就不再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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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左右的时候，老爸想了半天才说：那时整个开封都处在吃不上饭的状态，天天饿的肚皮都是瘪的。常常跟母亲一起步行到城市周围，很远的地方去人家刨过的地里拾白薯头吃。
父亲说，白薯地里一般都刨不干净，总会或多或少的落下点。就这样也管充饥……
那时候家里老四洪生才不到两岁，个头不大个小不点。老爸记得有一次他打着掩护，让老四蹲在人家油馍摊底下，悄悄用手够油馍两人分着吃。
也算是偷了………我说：“老爸，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偷啊！”老爸只是动作滑稽的笑说：“那怎么办，没得吃，饿啊……”
他还说，那个时候因为老四小，父母会偶尔给他整点饼干吃，其实最后都被老爸和老二给吃的差不多了，小四反而没吃到多少，小小的一个饿的可狠……
老四因为太饿，三、四岁就得上了肺结核。
我头一次知道，太过饥饿还能得上这种病，一再的确认老爸是不是记错了！老人家一再重复，自己没记错，就是饿的，得了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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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七岁，（在外边榆树皮、槐树叶都叫吃光的岁月），父亲张华亭因为在厂里当采购员，回家总能捎点：萝卜干、白薯干、红薯面（当时，面粉都是直接抓着往嘴里嚼着吃）。家里的日子还不至于太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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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
那个时候上学用的笔，都是哥哥用剩的小铅笔头，本子都是把哥哥用完的反过来在背面写……
上午三节，下午两节的课程安排。一个班五六十个人。那时候要求男女生要分开坐的。除了语文，算术（那时候还不叫数学），也有音乐课、体育课……
课间也就一个乒乓球案子，每每都让围的密不透风，老爸说，当时由于他拳头硬打架凶，只要他过去，就会让他先玩，虽然老爸家穷买不起球拍。
那个时候老师在学生心中还是挺有威严的，上课没人敢乱、敢破坏课堂秩序。要说最捣蛋的也就属老爸他自己了（笑）。
他说对语文老师的印象最是深刻，还记得那个女老师的名字叫——沈月英。别的老师，都记不得名字了。
我笑着对老爸说：“八成这个老师人不错，对你也挺好。应该长的也不错吧！哈哈”
说完我又找了一圈，还好，老妈不在。
老爸出神的回忆起那来，然后慢慢的点点头……
后来又突然笑的很夸张说：“我还记得一年级时的音乐老师，也是个女老师，不记得名字，却记得外号——大张牙！（因为，那个女老师矮矮胖胖的，一张嘴，满嘴的牙都向外张着！）”
果然，很有特点的人也容易住进我们的记忆里！
老爸回忆说，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面本”——也就是每月能定量换到面粉的本子。那时一家人主要靠着这个活命。比前些年算好一些，总算有面吃。但也只能吃个半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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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左右（也就是65年，66年），文革红潮滚滚而来。
父亲对吃以外的事都没啥印象，果然民以食为天！
那段日子，在“面本”的基础上，兴起了“粮票”——有油票、菜票、棉花票……真是买什么都要用相对应的粮票。
当时粮票有：一两，二两，五两；一斤，二斤，五斤；最多是十斤。
文革时期，很多学生都去斗老师。
老爸说，他对这个不感兴趣，每天就想着怎么赚点钱，吃饱肚子。这段时间也不怎么上学，和二哥一起真是干了不少现在人也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和人抢着扒榆树皮吃；
拾人家不要的白菜疙瘩吃；
接西瓜籽（两人溜着街转，看到哪家吃西瓜，就把拿好的筐放在人家西瓜下面，蹲人家旁边巴巴地看着，请人把西瓜籽吐到筐里，拿回家炒炒去卖。）最后把西瓜皮捡走吃；
还会去给人家帮车；就是那些拉搬运的老头，他们通常碰到小南门的上坡那段拉不动了，就需要人帮忙，很多小孩子就拿着板带，在旁边等着帮车，下来能赚到四、五分钱。
老爸和二伯也常常谁得空谁去，也有时候一起去，赚点零花钱。
常常有煤车在那段下坡时，会不慎掉落些散煤，父亲他们这些小孩子就拿着簸箕、笤帚扫起来换钱花。
除了上下坡，也有长途，从市区拉到黄河沿儿，会给四、五毛钱，都得拉四五个小时！现在从南关骑自行车，骑到黄河沿儿也得两个小时左右。可想而知两个长期吃不饱饭的小孩，加一个瘦弱的老头……
老爸说这些搬砖提泥，拉搬运的大部分都是历史上成分不好，年龄大又没有工作……就……
……
两人年龄渐渐大了一点，就开始整其他的活计：
去相国寺那块儿租赁扑克牌；（那个时候，那里很多干活的，会租赁给他们扑克牌玩，一晌是五分钱。一天可以租两晌。）
租过连环画；看一本书给个一分两分的。（那个时候还真有不少好看的连环画，老爸说：记得有《岳飞传》、《西游记》、《聊斋》、《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很多战争片《地道战》、《地雷战》、《红岩》、《毛主席传》等等）
加工过夹子（也叫发夹），加工一个二分。
这种加工发夹的小工厂，是各个街道组织的一些无业人员弄到一起。老爸说：他认识的一个小付，以前就是推车卖类似刷牙膏、小盆、小碗、发夹等乱七八糟日用小东西。街道就是把类似这种人聚到了一起。
老爸和二伯是从工厂拿他们的东西，回家加工，刷个漆再拿二百货公司去卖。
还有给街道上扎灯笼的铺子帮忙，一般都能得个糖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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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在旁边听老爸讲那个时候的事情，也终于按耐不住，插了几句：
“我们农村那里，可没有粮本粮票啥的，说是种地，可大部分人家地里基本都是荒草胡阔的，也没肥料基本种不了啥……
你想想，一出曹门到处是垃圾，当时高庄就是个高岸，大沙土堆，有地也都是沙土地，种不了。（必须要载波鸡柳挡住风，通过黄河灌淤后才能种东西。那个时候也没这条件……）
老爸说，高庄附近以前就是乱坟岗，到处都是坟头。
我一听这个，汗毛直竖！感情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以前是个乱坟岗来着……呜呜……
老妈说她们农村也是靠扒垃圾，拾煤核，帮人拉车什么的过活……”说到这些母亲脸上也没啥特殊表情，那个年代毕竟过去的太久远，记忆都非常模糊了……母亲躺在床上半眯着眼，又开口道：
“那个时候的高庄，还不是现在这样，那个时候这里住嘞可差，
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挖个地印（类似山里的山洞），一下大雪就会被封住，通常一封一两天，根本出不来。”
“那个时候的学校也教不了什么东西，感觉上到六年级，还没现在一年级学的东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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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父母的亲口讲述，我才知道什么是“六零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