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永远是一种强制性的财富重新分配的机制，它迫使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将富人集团的收入向参加战争的穷人子弟进行平移。无论是战时军人的工资，还是战后复员军人上大学的学费和军人医疗福利，都为90%的穷人子弟提供了财富补贴，以及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
从40年代初开始，10%的富人集团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从1927年的50%，跌到了1942年的35%，在1942年到1982年的40年中，美国90%的中下阶级分享到了大约67%的国民收入，而10%富人的收入被压制在33%左右。这正是美国战后经济繁荣和稳定的40年黄金岁月！
不过，富人集团并不满意这样的财富分配格局，特别是0.1%的超级富豪们的怨气越来越大，1975年他们只拿到了2.6%的国民收入，而在1927年他们曾独享10%的惊人份额。富人们怨声载道，而超级富豪们更是怒不可遏。
20世纪7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决定彻底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规则，准备从根本上颠覆大萧条以来逐步建立的福利国家制度，废除国家对富人财富扩张的种种限制，让财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们倾斜。
1973年，约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书，吹响了财富分配大革命的进军号角。洛克菲勒明确指出，必须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改革，削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尽最大可能地转到私人部门手中”。在书中，他刻意选择了一些经济案例，凸显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理毫无必要，对社会福利的支持是浪费钱财，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才是美国发展的动力源泉。
洛克菲勒“第二次革命”的一声炮响，点燃了富人们压抑已久的重新瓜分社会财富的欲望烈焰，在美国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狂澜。富人们指引方向，文人们猛烈炮轰，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政府运动，低效、无能、浪费、赤字、通胀的帽子铺天盖地，10%的富人集团巧借90%的穷人阶级对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的不满，借力打力，准备砸碎政府对金融和跨国公司的监管枷锁。
说白了，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碍了富人自由攫取财富的权力，他们要的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在这样的世界里，政府不能约束富人对穷人的财富压榨，但有义务防止穷人们起来反抗。
1976年，富人集团的“第二次革命”开始实施，在洛克菲勒资助下的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选中了毫不起眼的佐治亚州州长卡特作为总统的候选人，26名“三边委员会”的骨干被安插在卡特身边，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连面都没见过。金融管制正是在卡特任内开始放松，后来的里根总统更是将去管制和私有化作为执政重心，老布什继承里根的衣钵再接再厉，克林顿的《金融现代化法案》一脚定乾坤，彻底将政府管制踢出了金融业的核心地带。后来的小布什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放言要把政府关进笼子，而奥巴马同样没有辜负富人集团的厚望，贫富分化创下美国立国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制度性贪婪开始突破一切限制，他们将政府从经济各个领域中全面击退了，公营部门私有化，金融监管自由化，跨国公司垄断化，银行规模巨型化，各行各业“去管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富人革了谁的命呢？显然是政府和穷人的命。从1978年开始到2008年的40年间，富人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逐步攀升，并再度达到1927年的水平，10%的富人席卷了国民收入的50%，而0.1%的超级富豪又一次独享了10.4%的惊人份额！与此同时，国家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国债规模直线飙升，地方政府濒临破产，而90%的穷人实际收入却倒退到1970年。
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当10%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50%之时，财富分裂的临界点一旦突破，一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同等规模的经济危机再次降临！就业复苏同样举步维艰，货币宽松同样效果极差，而2013年的贫富分化程度甚至比2007年更高，富人们拿走的国民收入份额不减反增！
奥巴马竞选时对贫富不公的猛烈抨击，曾经打动了无数美国选民之心，他反击贫富分化的决心是如此坚定和果敢，誓言是如此洪亮和清晰，闻者无不为之动容，“贫富分化同样扭曲了我们的民主，它给极少数富人通过代价高昂的游说和无限制的政治献金，提供了超乎寻常的话语权，它把我们的民主制度卖给了出价最高的竞价者，它让绝大多数美国人怀疑华盛顿的政治机器被（富人）操纵来对付穷人，我们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并没有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12]
这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台上说的都是真话，而且是掏心掏肺的实话，干出来的事情竟是如此背道而驰！所谓口惠而实不至，奥巴马真是树立了鲜活的榜样。
古人说，听其言，观其行。善哉斯言！
一个政府，无论它贴上什么样的制度标签，采取何种改革措施，最终，贫富分化是逐渐好转，还是日益恶化，这是判断其性质的终极标准！
资产分化远比收入分化更严重
贫富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更体现在资产拥有的巨大鸿沟。
一个年收入10万的80后中产阶级生活在北京，如果在2008年之前买房，他就能晋身为有房一族；如果到2013年还没有买房，尽管他的收入在不断提高，他也将丧失负担房产的能力。房产就像一道财富的阶级门槛，迈过去你会看到另一片世界，迈不过去你将永远纠结。
在中国，房产是贫富差距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美国，金融资产则是财富阶层的等级壁垒。
当富人们在1976年发动财富分配革命时，首要突击方向就是货币政策。货币主义的发祥地芝加哥大学，本来就是洛克菲勒财团用货币武装起来的思想大本营，货币主义的兴起对富人攫取社会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被统治集团派去亲自调教里根总统，同时也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开小灶”，货币魔法被神化为包治经济百病的万灵药。
超级富人们非常欣赏格林斯潘在1987年应付股灾所采取的货币铁腕，只要华尔街出现灾难，美联储总是最先扑上去用印钞票摆平一切麻烦。流动性救助和降息成了格林斯潘的拿手好戏，1987年股灾只是牛刀小试。20世纪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时，美联储开始大规模救助银行系统；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危机中，中央银行甚至出手拯救对冲基金，次贷危机之后就更是包揽了金融系统的所有风险。
伯南克比格林斯潘走得更远，在印钱救银行的规模上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他是靠研究大萧条起家，最令他扼腕长叹的就是美联储在1929年到1933年没有印出足够的钞票去挽救银行，如此贴心的思路怎不让超级富人们颔首赞许。
在美联储的精心呵护之下，华尔街大佬们全然没了风险，赚了归自己，赔了算国家。同时，通货膨胀被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压制了30年，长期利率走低成为世界共识，而资产价格暴涨则是理所当然。
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开始玩起了超短期回购和商业票据融资，然后反复扩大长期资产规模的“养券”生意，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投行们竟坐拥上万亿美元的庞大资产，规模膨胀了上百倍。对冲基金、货币基金、保险公司也纷纷参与30年来最丰盛的资产盛宴。
吃大餐，就需要有大菜，这就是美国如吹气球一般膨胀起来的债务规模。别人的债务就是金融体系的资产，国家债务、地方债务、公司债务、消费债务、按揭债务、学生债务、汽车债务、信用卡债务，都成了富人们的美味佳肴，利率不断降低，债券就不断升值，大菜变得更加开胃。有美联储守护着零利率，外加QE购债效果等同于负利率，资产升值更是令富人们眉开眼笑。
在1976年财富分配的转折点上，美国所有负债不过5万亿美元，这是自17世纪殖民地时期开始，直到1976年为止的350年间积累起来的总债务。而1976年之后不过35年，美国的总负债就膨胀了10倍以上！以1/10的时间，欠下10倍的负债，这真是百倍的速度！
金融危机之后，负债不是爬升，而是在飞涨！在2008年到2009年区区两年间，美国新增的债务总额就达到了5万亿，赶上了350年所积累的全部负债！
负债是对现金流的压迫，而国家和民众的超高负债，是对国民收入的巨大压迫，它改变了社会财富的流向。在美联储的强力保护之下，富人们肆无忌惮地掠夺了穷人的财富。
在债务迅猛膨胀的一片繁荣之下，股票市场的资金高度充裕，公司摆脱了政府和工会的掣肘，大力削减了员工福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进一步压缩了人力成本，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税差红利，公司利润获得了惊人增长，30年股市的暴涨和源源不断的股息分红，使富人们的荷包更加膨胀。
在历史上有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那就是豪强大户很少纳税，当今世界也不例外。富人们不仅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资产与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些资产与收入只承担很低的税负，这使得富人们的财富膨胀得更快，制定分配规则的权力更具支配性。
征税权是所有政府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也是一个社会进行自我平衡的关键手段。税负不公平，财富分配就会失衡，贫富分化就是必然结果。一个社会出现制度性贪婪的重要标志，就是税收制度的均衡性被打破，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两极分化，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帝国与王朝盛衰兴亡的转折点。
统治集团的贪婪堕落，不是会与不会的问题，而是快与慢的问题。社会制度如同一座建筑，历经风吹日晒，雨雪冰霜，它将必然走向老化，根基稳固并不断维护的建筑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年久失修甚至自挖墙脚的建筑则会加速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