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半小时了，可孙天娇、腊八和黎明还被僵在“偷钱事件”的困局中。大家也都继续坐着等着，不敢离开。
我的脑子可不像身体那么听话，它不愿意停留在眼前这样无聊的事情上，它会想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我家门前的那条胡同很窄，邻居钢蛋妈特别喜欢用一根竹竿横穿胡同晾晒她那些超大码的内衣裤；我母亲经常偷偷地将竹竿上的那些内衣裤取下来丢进煤泥池子里；钢蛋妈搬了马扎坐在胡同口一骂就是一个晚上。
那些超大码内衣裤在我脑子里飘啊飘的，又过去了好一会儿，直到孙天娇一锤定音：“黎明没有偷我的钱！我丢的钱是四张面值五十元的！找不到就算了，可能是丢在了别处。这两张一百元的钱既然没人认领，那就充公当班费，由我保管！”——脑子转得快，保护了她想保护的人；懂得巧立名目，钱转了一圈儿又回到了她手里；孙天娇跟她爸爸一样，都是天生的领导。
大家终于可以放学回家了。
我留下来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拖地，黑色运动鞋出现在了我眼前。
“黑梦露，你应该看得出来吧，这次丢钱的事儿是孙天娇有意要陷害你，我就顺手给栽赃到了那个小白脸子的头上！”
腊八用了“陷害”和“栽赃”这两个词；可惜的是，我从没认真听过一节语文课，也没有能力分得出这两个词究竟哪一个更加高尚。
“上次你替我挡一拳摔下了楼，这次就算我还给你了。我腊八是出来混的，绝不欠女人的情！”
该死的拖把头又掉了下来。我不知道是应该先绑拖把头还是继续站在这里听他说话。不料，黑色运动鞋突然蹲下身来，修理起了那个脱落的拖把头；“嘭嘭”两拳砸下去，他的拳头跟砂锅一样大。
我注意到自己用砂锅这个词来形容腊八的拳头了。我见过砂锅，是因为现在矿区食堂里负责蒸馒头的胖婶儿原本是在街上摆摊卖砂锅的。她炖出来的猪血豆腐砂锅还不错，但是肯光顾她的人很少，比起“菜煎饼西施”差了不止一个十万八千里。胖婶儿有三个儿子，全都是哑巴；她不是哑巴，她男人也不是哑巴，没人说得清楚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胖婶儿男人叫什么名字，大家背地里都管他叫吃软饭的。他跟胖婶儿结婚的时候就没有工作，整天游手好闲，四处打个牌、招个猫、逗个狗。胖婶儿却一个人做三份工，早上在矿门口扫大街，白天摆摊卖砂锅，晚上还要到工艺品作坊接些零活回家做，勤快得像头牛，长得也像头牛。吃软饭的在家里挑三拣四挤兑胖婶儿，嫌她生不出孩子，后来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却全都是哑巴。吃软饭的干脆跟她离了婚，听说是跟一个六十多岁有钱的老女人走了。胖婶儿结束了砂锅摊子，到食堂工作，独自抚养三个哑巴儿子。
街面上的长舌妇对胖婶儿坎坷的一生作了总结：“女人长得又丑又胖，当然会被男人甩了！”鸽子也是又丑又胖，鸽子要是被腊八给甩了，一定会把大天给哭下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替鸽子抚养三个孩子，要也都是哑巴，倒是省去了说话的麻烦。
“嘭嘭”，腊八砸拖把头的声音把我从臆想中拉了回来。他已经修好了拖把头，站起身来长出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