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故土难离或者能看清其中好处的人，选择留在了浙南，他们要在这片唐王封地之中继续生活下去。那些受损比较大的，尤其是致仕官员则选择离开这里，到更加繁华的浙江北部去开始新的生活。
浙南的豪绅阶层开始了两极分化，其中实力比较强的近六成人选择搬走，剩下四成留了下来。因为太多人要搬走，需要变卖当地土地，而浙南不多的耕地大部分都在这些人手中，结果集中销售之下造成地价大跌。朱聿键看准这个时机，调集资金进行购买，很快收购了浙南大部分的土地尤其是耕地。
掌握了足够的土地，朱聿键就有了发言权，他将土地以三成的地租交给没地的农民，并开始指导他们种植高产作物，其中有他从后世带来的杂交水稻和土豆，也有从福建引进的番薯等物。这些东西有的极为高产，有的则适合山坡地种植，相信只要成熟一季，浙南的农业形势立刻会得到改观。
对于那些致仕官员带走的商业资源，朱聿键一点也不会感到可惜。这些人本就不缴纳商税，他们在本地不过是对国家毫无贡献的蛀虫而已。
平时的商业行为之中，致仕官员们多半都仗着势力欺行霸市，严重影响当地的商业运转，没有了他们反而能让本分的普通商人慢慢壮大起来。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压了下去，浙南五府的情况也再次恢复了平静，而当第一个月的商税缴纳上来之后，宋献策才知道自己以前错得有多离谱。原本被宋献策等人看做荒僻的浙南五府，头一个月的商税竟然就缴纳了六十万两白银之多，让原本视此地为穷乡僻壤的人们大吃一惊。
实际上浙南从来都不贫穷，只不过众人的眼光方向不对头而已。在明朝人的思想中，赋税最主要的就是农税，只有耕地多的地方，才是真正的赋税之地，其他的自然就划为贫穷。
实际上浙南五府多山地而少耕地，没有大量田地可以耕作，反而将人口推向了商业。浙南五府周围都是繁盛之地，宁波又有象山港的优势，浙南商业才逐渐繁荣了起来并出现了两大商帮。
因为明朝商税太低，厘卡又收不到钱，他们自然认为浙南五府贫穷。朱聿键却是相反的思维，他更加重视工商业，鼓励商业的发展，自己开工厂，大力修缮港口和道路，扶植境内的两大商帮，造成了五府商业持续繁荣。商税被提高了，唐王府自然能够收到更多商税，而厘卡的取消这让商业流通更加容易，等到日后道路再修建完成，恐怕浙南五府会越来越繁荣起来，这样滚滚而来的财源，比极力压榨那些土里刨食的农民要好上许多。
有的人认为农税数量更多，例如浙南五府虽然少地，但每次缴纳的农税也能超过一百万两白银，这还是在十税一的情况下，但实则不然。商税不同于农税，农税每年只缴纳两次（北方种两季，南方种三季，但按照规定统一按照两季缴纳），商税却是只要有商品流通就要缴纳，所以每月都要上缴一次，实际上商税比农税要丰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