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时代，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地位相当，农业萎缩意味着国家的经济基础被瓦解。要维持帝国的生存，罗马就必须更加依赖亚洲和非洲的行省来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同时又无法提供等价的商品进行补偿，这只能造成行省的人民心怀不满。暴力和野蛮的征服，加剧了边境蛮族的激烈反抗，大规模军事冲突如家常便饭。极端的土地兼并，使大城市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怒的流民。残酷的奴隶制度，让整个帝国都充斥着压抑之中的暴动暗流。
畸形的经济和不稳定的政治，使表面繁荣的罗马就像坐在一个火山口上，不得不依靠一支超大规模的常备军才能带来些许安全感。但是，过分依赖军队势必导致财政的瘫痪和政权的危机。
脆弱的货币循环
罗马帝国初期，罗马普通士兵的军饷大约为每年225第纳尔，一个罗马军团的标准配置为6800多人，养活一个军团一年就需要150万第纳尔，帝国初期的常备军总规模大约20多万人。要养活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政府每年的军费开支至少高达5亿第纳尔。安置退伍军人的费用同样惊人，后三巨头为了安置老兵，不得不对原来的土地拥有者推行剥夺政策，结果使整个意大利政局动荡，怨声载道。为避免重蹈覆辙，公元前30年，屋大维采用了国家出钱给老兵买地的办法，仅仅两年国库就花掉了1.5亿第纳尔，费用高得令人咋舌。
养活帝国的政府官僚体系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罗马城的皇帝有一整套政府班子，几十个行省的总督就需要几十套行省级官吏相配套，而帝国数千个城市同样需要官吏治理。
养军队和政府官僚的财政压力就已经巨大无比，为了维持罗马城的稳定，政府还要向20万罗马公民提供免费的粮食，每年必须从埃及输入15万吨谷物来满足这一需求。逢年过节还要请这些闲人看大戏，仅此一项“娱乐费”就需耗费数千万第纳尔，“维稳费用”成为政府的另外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假如停止供应免费粮食呢？那么罗马城第二天早上就会有几十万无产无业的流民起来暴动。没有一个皇帝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免费粮食制度一直持续到帝国灭亡。
形象地说，罗马帝国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通过军事扩张从地中海沿岸地区攫取黄金和白银，然后将它们铸造为货币，喂养着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臃肿的罗马。货币集中于首都和军队驻防的边境地区，政府支出和军饷消费将货币注入帝国的经济循环。帝国法律则鼓励甚至强迫被统治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货币，然后通过税收使货币从帝国行省回流首都和军队，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滚滚的财富。
这一货币循环体系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不能自然地无限循环。由于帝国内生性经济不平衡，其消耗大于产出，压榨大于创造，货币聚集于罗马而行省不堪其日甚一日的财富抽血，从而导致生产力的日趋困顿。在军事扩张的年代，货币可掠夺于外而补充于内，帝国的经济机能尚能大体维持平衡。但随着边境越来越深入到蛮荒之地，蛮族反抗的烈度大幅增加，导致了帝国的扩张成本急剧升高而掠夺的收益却日渐下降。最终，帝国的边境终于稳定下来，这就是罗马帝国财政所能够支撑的盈亏平衡点。
但是，扩张一旦停止，货币的循环就必然会出现问题。
罗马对外的主要扩张战争在共和时代已经基本完成，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公元前27—公元14年）就已经放弃了统治世界的雄心。久经战阵的奥古斯都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对于无法征服的蛮族只要稍作让步，仍能保持罗马的尊严和安全。
当时帝国的将军们仍热血沸腾地准备与帕提亚人争霸亚洲，打到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也门，南下吞并埃塞俄比亚。他们千里行军远征沙漠地区，结果炎热和酷暑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军团。在欧洲北部茂密的森林里，居住着尚武善战的日耳曼蛮族，他们虽然难以对付罗马军队的正面打击，但其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拖得罗马军团筋疲力尽。在大不列颠的“安东尼边墙”以北的极寒地区，是狂野无羁的土著人的天下，他们拖不垮打不烂，严寒和暴风雪是他们的盟友，险峻的崇山和原始的密林是他们的屏障，罗马军团师老兵疲，难竟寸功。
罗马帝国已经扩张到了国力的极限。最终，奥古斯都留下遗言：罗马帝国疆域西到大西洋，北至多瑙河与莱茵河，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南到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以大自然的地理限制作为帝国永久的疆界。[12]
在奥古斯都呈送给元老院的遗嘱中，列有详细的国家税收与支付的数据，可惜已经失传。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指出，罗马帝国各行省的每年经常性收入不少于1500万～2000万英镑（金本位的英镑），约合3.43亿～4.58亿第纳尔，这些收入包括1%的财产税、人丁税以及谷物、酒、油和肉类的征用。以行省的收入单独支撑整个罗马帝国的军事开支尚感不足，更何况还有各级政府，以及所有城市的基础建设和日常开支。[13]
自奥古斯都称帝以来，他就深感财政支出的巨大压力，他不断暗示朝臣贡金不够，有必要对罗马和意大利人增加税负。面对罗马公民的不满，皇帝审慎地选择从开征关税入手，接着就是建立消费税，然后清查罗马公民的私人财产，完成财产征税的准备。此时，罗马的权贵与富人集团已经有150多年未缴纳各种税金。
奥古斯都不顾权贵们的强烈反对，坚持推进税法改革。商品输入税大约为2.5%～12.5%，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最后买单者从来就不是豪商们，而是最终的消费者。
另一项重大税收项目就是消费税，虽然全面征收，但还是比较节制，很少超过1%。征税的范围包罗万象，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公开拍卖，从土地和房产的大宗买卖，到民生的日常用品，即使价值微不足道也需纳税。消费税分摊了军事开支的大部分。
尽管如此，奥古斯都发现财政依然是入不敷出，为弥补赤字，他决定最后从罗马的富人集团开刀，征收5%的遗产税。
罗马的富人集团对金钱看得比自由还要重要，听到遗产税的消息立刻就炸了窝，朝野反对之声铺天盖地，街谈巷议骂声一片。尽管奥古斯都皇帝手握兵权，身经百战，同时集帝国的各种大权于一身，实力远不是护民官格拉古兄弟所能比，但对富人集团动刀子，挑战制度性贪婪也需万分小心，稍不留神，刺杀、篡位，甚至流血、内战都有可能发生。
奥古斯都非常策略性地将遗产税方案提交元老院集体讨论，显而易见，元老院的贵族们绝不买账。奥古斯都只有强烈暗示元老们，如果再冥顽不化，他只好被迫提出土地税和人丁税，这对拥有巨大土地资产和众多奴隶仆人的贵族豪商而言，显然是致命的威胁。
元老院的贵族们作为富人集团的代表，虽然痛恨遗产税，但此时对深受军队爱戴、大权独掌的奥古斯都皇帝也无可奈何，毕竟遗产税并不算高，总比要命的土地税和人丁税温和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贵族们只有默认了新税法。
除了进行税法改革，奥古斯都也从贬值货币入手，他将第纳尔的含银量从共和时代的4.5克降到了3.9克。
通过增税和货币贬值，帝国初期的收支方能大致持平。
蛰伏中的经济危机
罗马的全盛时期，就是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军事扩张的红利余温尚在，和平带来了经济的自然复苏。不过，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却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支出。到尼禄统治期间（54—68年），第纳尔的含银量降低到90%；到图拉真时代（98—117年），含银量降到了85%；而马可·奥勒留（161—180年）继续贬值含银量到75%；到2世纪末，第纳尔仅剩50%的含银量。
很明显，帝国的货币循环出了大问题。货币问题的根子在经济，而经济的根子在农业。
帝国初期生机勃勃的动力是扩张，扩张停止之后靠复苏，复苏完成后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但意大利的农业非但无法提高生产率，而且已经濒临破产。在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时代，如果农业遭到削弱，则一切基于其上的城市文明和商业繁荣都成了无水之源。
导致农业基础被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粮价过于低廉，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谷贱伤农。罗马帝国刻意压制粮食价格的主要原因在于供养庞大的城市人口，特别是人数众多的破产后流入城市的农民。
在奥古斯都皇帝及其继任者们的大力推动之下，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城市集群：意大利有1197个城市，高卢地区约1200个，西班牙有700个，阿非利加四省650个，东方地区包括希腊大约900个。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率之高，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在首都与各大城市之间，就是闻名世界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路网，起点是罗马广场，横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国的边疆为终点。从安东尼边墙到罗马，再抵达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交通系统从帝国的西北角到东南边陲，全长达4080罗马里。山岭可以凿通，激流架设桥梁，道路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四周景观，路面用砂石、水泥和大石块层层铺叠，到罗马附近的路段全是花岗岩，罗马的道路是如此坚固，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部分路段至今还在发挥运输功能。[14]
如此规模的都市化运动，发生在2000多年前，实在是一个奇迹，也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重负。过度超前的都市化运动，使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奥古斯都皇帝为什么如此看重都市化运动，甚至不惜重创国本来戮力推行呢？
当奥古斯都君临天下之时，他所面对的最大困境与秦始皇非常类似，那就是尽管帝国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大片的土地，但政府的组织能力却无法有效地驾驭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复杂、经济各异、交通不便的庞大帝国。
罗马帝国和秦帝国在统一初期，其生产力、技术基础、经济水平、思想体系、政治架构，均不足以满足帝国直接统治领土上所有角落的高难度要求。秦始皇仓促和强行地推行郡县制，试图立刻在全国实现中央集权的垂直统治，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秦国自身的能力，走得越急，摔得越狠。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了近百年的反复尝试，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模样，而中国封建帝国对农村的垂直管理，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实现过，皇帝的中央集权必须依靠广大的乡绅阶层，才能将统治的能量辐射到庞大的农民阶层。
奥古斯都同样不可能实现帝国对民众的垂直管理，他选择的道路就是搞都市化，以帝国控制众多的城市联邦，以城市联邦控制所辖居民，将尽可能多的人口塞进城市的办法，来实现间接统治的目的。
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无奈的政治选择。都市化的既定国策，同时也完美地符合了权贵阶层对土地兼并的贪婪需求。罗马的农业经济正是帝国国策和权贵贪婪的双重牺牲品。
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西班牙等行省，由于天然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其粮食价格远低于意大利的谷物生产成本，罗马政府本应提高关税保护意大利农业以固国本，但却错误地放弃了本土的粮食生产。在权贵集团看来，土地是财富最终极和最可靠的体现，低廉的粮价使得意大利的农田价值大跌，中小农户难以为继，必然大量破产，这为权贵集团提供了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良机。
当农户失去土地之后，大量涌向城市，成为无业流民，而城市的手工业还相当原始和粗陋，分工远未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百万人口的罗马，并不代表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只能说明农业破产的现状。20万成年男性公民有资格领取政府免费的救济粮，意味着60万人口的家庭处于饥饿的边缘。城市中的无业流民越多，政府越需要压低粮价来“维稳”，进而加剧了意大利的农业破产，刺激了土地更大规模的兼并，导致更多破产农民涌向城市。
罗马经济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
在共和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到帝国时期，却在所有行省一起出现。原来盛产谷物的高卢（法国）在都市化运动中，开始转向大面积种植葡萄。现代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就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奠定的基础。西班牙则盛行种植橄榄树，随后阿非利加也成为橄榄王国，传统的谷物生产逐渐萎缩。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在这些地区犹如烈火燎原，势不可挡。到尼禄时期（54—68年），6个大地主就占有了阿非利加领土的一半！[15]在帝国全境，随着都市化运动的推进，土地快速地集中于权贵集团之手。
这些超大型地产主的经营思路完全不同于中小地主，他们住在罗马或行省的各大城市，很少来到自己的土地查看农业生产，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在乎土地的产出，对农业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时代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田主。帝国停止扩张以来，从外国掠夺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奴隶价格水涨船高，大规模使用奴隶进行农业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