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运动乌萨斯北方根据地的首府，移动城市“红旗城”，与是和别处移动城市不同的。
全城各区块的最外缘，密布着负责反跳帮的永固工事，里面驻扎着城市卫戍部队；较为核心的几个模块，安置着远程城防炮与弹道导弹发射系统。中层和核心区块里，容纳的是这座全根据地政治中心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与这座城市的居民们。但是这里的机关单位和居民区域，绝大部分都隐藏在高度很高的舰体里，不怎么上甲板。虽然凭着人造阳光和绿化区域，住起来可以接受，但的确不想其他专门的民用移动城市，乃至其他国家那整个聚落都集中在区块顶层的移动城市舒服。
而在核心城，那一片不怎么高耸，在甲板上绵延的建筑，大多都有大院子围着，挂牌子或没挂牌子，门口有荷枪实弹、神情严肃的士兵站岗，出入要查验证件。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本来该建造起一堆古典主义、构成主义、粗野主义艺术奇观的俄国风红脑壳们似乎受到了那群土鳖风老大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的一国首都，那些地处移动城市中心位置，起到政治象征作用的重要建筑——
也全是大大小小的水泥盒子......
不过那又不重要了。
会议室里烟雾蒸腾，几十个烟斗和纸烟正在功率全开。保民军陆军、舰队和空军的高级指挥员与整合运动第二代领导核心齐聚一堂，正在就下一阶段的战争召开会议。
刚刚从卡兹戴尔返回的人联驻整合运动最高顾问，前总政治委员康曼德列席会议。这倒霉蛋几乎是连口水都没喝，就再度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
然而实在没办法，作为整合运动的第一任领导核心，康曼德在整合运动工作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再者，整合运动当前的工作也的确不够顺利。
......年轻。
即使塔露拉现在也还没到三十岁，但她身处这个屋子里，也只能对人们保持这样的想法。
指挥员的平均年龄刚刚超过三十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刚刚超过二十五岁，十七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二十；军级指挥员平均年龄二十九岁，师、团级指挥员平均二十五岁——这就是保民军当前的干部生态环境。以乌萨斯人的习惯而言，这些毛头小子们都是连胡子都留不出来的家伙。
唯一的好消息是，这些人都是在两年多的残酷战争中历练和选拔出来的人。这些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后在人联方面协助的军事院校和培训班中恶补了相关知识。所以，对于他们肩上的重担，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称职的。
不过，他们依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不到四十岁的总参谋长伏龙芝站起身来，用教鞭指向铺满一面墙的电子地图：
“诸位，现在战争的总体态势，已经变成了我方与帝国匪军在西北和东南两部对峙。
“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战线绵延近千公里。其东北部分主要位于西伯利亚北方荒原，人口稀少，聚落稀疏，其地形为山地-丘陵，移动城市、陆行舰和机械化部队都难以施展，不具备快速推进的条件。所以，无论是我军东方面军，还是当面的帝国军第九集团军，都只负责保持战线，几乎从没有战役规模的行动。
“而在西线的南乌萨斯平原上，由于地形、人口、资源、城市分布等原因，这里成为了主战场。在之前的战役中，我们基本消灭了帝国第四集团军剩余的两个军，并重创了帝国第六集团军，成功地解放了整个第聂伯河流域。得益于那里的城市密度、人口数量、产业建设和产业工人规模，我们成功地在那里建设起了当前人口第一，综合实力第二大的根据地，第聂伯河根据地。
“应当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工作，成绩是第一位的。但是，问题在于，原来的工作方法不适用了。”
总参谋长把目光投向西方面军的指挥员们那一块。于是西方面军司令员，前骑兵第一团政委茹科夫站起身来：“敌人在进步，这个无需多说。我军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人数是乌萨斯步兵师平均人数的一点五倍；按照我军的标准而言，敌军的绝大部分师根本没什么武器装备。
“但是，随着乌萨斯帝国方面逐步作为一个整体展开了应对。目前挡在我西方面军面前的敌人，总数已经接近四十万人；相比之下，西方面军仅有二十八万人。在我军想方设法维持十几个师作战时，敌人却在我们消灭十个师时又重新组建了十个师，同时在后续方案中规划了二十个师。两个星期前，我军遭遇了战争以来的第一次空中袭击；一个星期前，我军与敌军的一批单炮塔轻型坦克发生了战斗。
“敌人在组织和技术上都在进步。而更麻烦的问题是——在我们当前推进到的顿河流域，是我军，而非敌军，陷入了政治上的劣势。”
西方面军政治委员朱加什维利站起身来，表情阴沉：“顿河流域的主要人口群体是哥萨克——乌萨斯皇帝的军户。”
在“这片大地”的乌萨斯，哥萨克人“也”是从捕鱼、狩猎和劫掠发展为农耕的群体。说得好听些，他们是身体内仍然沸腾着英勇无畏的血液，具有难以被征服的性格。说得难听些......
“哥萨克分子维持着长期以来从帝国政府获取的特权：因替皇帝从军和镇守边疆，被免除劳役和赋税，并获得一定的俸禄和相当数量的土地。
诚然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哥萨克内部出现贫富分化。在乌萨斯以往反对沙皇封建专制的农民起义中也有大批哥萨克参加，但随着近年来新任皇帝再次对哥萨克头领们施展开怀柔政策——
“在顿河流域，我军按西北冻原根据地的工作经验，发动贫农。然而即使是贫农中，也有敌民团武装的特务。在维申斯克区，有一位老太婆与我军部队关系颇好，甚至有工作队的女同志认她当干娘，可后来有军属来告状，告诉我们说，这老太婆的儿子是民团成员，而她背后在村子里散播谣言、收集部队情报。
“这个村子里九成人都是贫农，理论上都是革命军队的政治盟友，却还是有人去给敌人传递情报，让工作队整日被敌民团追杀，不得不四处转移。
“即使是在顿河流域我方根据地的腹地，土匪特务袭击也时有发生。甚至离开西方面军司令部驻地五六公里，就有土匪特务与民团活动，截杀我军指战员。哨兵遭枪击和抢枪杀人事件，在整个顿河流域屡有发生。在盛产良马的顿河流域，土匪特务武装大多以小股骑马匪帮形势存在，战士一掉队即惨遭毒手。被暗杀截杀的我军官兵、交给群众的伤员时常让匪特武装吊在树上示众，乃至被土匪特务武装虐杀，被活生生砍成几段，肢解后的遗体被扔的到处都是。
“遭遇毒手者不仅是部队的落伍战士、伤员，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往往也容易遭到极为惨痛的报复。某地曾有地主恶霸气焰嚣张，让公审大会上群众被吓得不敢诉苦的事情。诉苦人白天诉苦，晚上就遭到杀全家的报复。”
从最高人民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到保民军高级指挥员们，一直到康曼德身后坐着的塔露拉，都是一副“我大受震撼”的表情。
玛德，还有这种操作？
朱加什维利顿了顿，表情越发阴沉：
“现实逼迫着我军改变以往的政策和纪律。现在顿河流域四处是敌土匪特务势力活动，到处有同志被残杀，想要‘站稳跟脚’，就只有拿出雷霆手段来。敌人手里拿的是枪，我们手里拿的也不是木棍......就如上面所说的老太婆，被那支工作队逮捕后，跟其他奸细、叛徒和民团骨干一起公开处决。
“然而，顿河流域的问题，靠杀几个人能搞垮的。这些匪特武装、民团势力的功用不光是为敌正规军的‘进剿’提供情报、骚扰我军地方民事工作。他们在我军主力在时蛰伏暗处、伺机而动，当帝国军发起反扑时，他们便跳出来配合敌人向革命军民发起反攻倒算。例如上个月敌第六集团军对我顿河中游发动进攻时，匪特民团便群起响应，短短一月时间蔓延顿河中游，多达两万余人。超过两个县的地方政权被消灭，或者变节投敌。敌军各部队随即开始拉丁、征粮，残杀大批基层干部和民兵，有力摧毁我基层政权。通常而言，我们认为顿河流域的地方工作，比应对帝国正规军的进攻困难太多。”
康曼德突然开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这种现象有那些原因？”
坐在这里的人们，五十个有四十个是在西北冻原上认识康曼德的。他有这个资格直接插话。
朱加什维利的头上开始冒汗。但他还是流畅地回答：“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究其原因，根本还是在于哥萨克的自治制度。顿河流域等地事实上是长期由‘哥萨克首领—土匪’组成的政权统治。当地人民习惯于这样的环境，而无视政府，我方的基层政权始终无法巩固。虽然是靠胁迫和武力威逼形成的关系，但由哥萨克地主、富农选举产生的统领、百人长、大尉等所组成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形成传统。相比之下我军反而缺乏‘群众基础’。
“但这种‘群众基础逆转’并没有那么神奇，是哥萨克头目以地域、同乡、职业或迷信等为纽带，以掠夺我方商队和亲我方乡村为经济诱饵构建‘小共同体’，裹挟贫下中农对抗革命。
“实际上，顿河流域的群众基础并非无差别地全都这样糟糕。顿河上游北方各区，如霍皮奥尔斯克区、梅德维季河口区等，是十分坚定的红区。早在几百年以前就是这样，上游北方各区的哥萨克既没有肥沃土地，也没有葡萄园，更没有富饶的渔猎之利，在盛行抢劫和盗匪风气的同时也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和下游开始富农化的哥萨克不同。
“而即使是在中下游的偏白区，也有县委存在下来并建立了几百人的游击队，乃至有地方武装发展到三千余人。即便是在最顽固的敌区，仍然有不少支点村、堡垒户。
“顿河流域经过长期自治，统治者们有着不错的组织和经过历史磨练依然让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策略，这导致打破红白对立、争取敌区群众变得更难了，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没到束手无策的地步。
“与此同时，顿河流域也的确是我们感到棘手无比的地区，是我们革命开始以来遇上的最大困难。想要彻底粉碎顿河流域的匪特势力和地主民团，必须要顿河流域的敌正规军势力被彻底消灭和驱逐，敌人的地方力量失去依托，然后投入大量部队专注清剿、投入足够多的地方部队和工作队，才能松动瓦解这里的反动堡垒；然而敌人的地方势力又在严重牵扯着我们的兵力，敌人的正规军又在数量上有着很大优势，在技术上开始能对我们造成一定威胁......只凭西方面军的力量，同时完成抵御敌人进攻和解决顿河问题，我们估计是不可能的。
“我们西方面军的意见是，上策是在得到根据地大力支援的情况下，能够先粉碎和歼灭当面之敌，将战线推出顿河流域，然后腾出手来进行专注清剿；中策是继续维持当前的局面，但凭借物质和技术优势形成较好的交换比，让敌人流血更快更多；下策是撤离顿河流域。”
朱加什维利讲完，会场陷入了一片寂静。
在这片寂静中，乌里扬诺夫终于开口：“贸然做出决定是不合适的。这个决定不只是军事，还要考虑到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等等。
“至于前线到底怎么样，只听一份报告是不够的。所以，康曼德同志——”
所有人的目光整齐划一地投向角落里旁听的老首长。
“我任命您为最高统帅部前线代表，在西方面军司令员回程时跟着他去看看，前线的军事形势到底怎么样。”
ps：后续剧情预告：
整合运动国防委员会政治工作部通报（转发各军种、各方面军政治部）:
自伟大的革命战争开战以来，我军全体指战员认真贯彻国防委员会战略意图，充分发扬我军优良作风，面对强敌，召之即来，战之能胜，取得了辉煌成果。国防委员会对此予以肯定和表彰。
在取得辉煌的同时，各部队也陆续出现了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和现象，值得警惕。现通报如下：
一、参战部队部分战斗人员，甚至指挥员出现了轻敌思想。
如在第聂伯河战役中，在登陆桥头堡出现了如下情况：四辆老式t-55型坦克在没有命令下达的情况下，面对敌方投入战场的四十辆敌新式“t-70”坦克冲锋，强行发起攻击，造成了严重后果。抛开战果不谈，其中一辆我军坦克共计中弹五十余发，履带断裂，开坦克部队战损之先例。据防守桥头堡的我军指战员表示，该坦克车组在战斗中竟然在无线电频道中公然大叫“我要打十个！”该车所属部队对此提出严厉批评。
二，思想上出现松懈。
在罗斯托夫战役中，“基辅”号航空母舰舰载航空兵出动战机攻击敌陆行舰队，某位飞行员出击前居然说出“还搞什么飞机，一轮阿特拉斯远程大炮全完球蛋”之类的怪话。对于这种“等靠要”思想，我们必须作出严肃批评。
三、浪费现象严重。
敌坦克车组已弃车逃窜，我方坦克开过去故意开炮予以击毁。在航空兵投放大型温压弹后，敌阵地已经寸草不生；指挥员仍强令配属支援的炮兵集群进行过剩的火力准备，导致战场运动路线阻塞，严重妨碍战役进程......
各部应重视思想教育，提高政治工作水平，各政工部门应及时掌握部队思想动态，以上通报之现象，务须加以警惕！
ps1：什么时候才能有空日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