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老板这次不知从哪儿拉来投资，不仅还清了欠村民的债务，同时宣告马场重新开业。四周村民闻讯很是高兴，他们又将从只会为儿女添负担、混吃等死的大爷大娘变成辛勤致富的园林小工。村民重新变回了园丁，村民也知道园丁还用来形容教育工作者。老板的归来，让他们又一次开始和教师在园丁这个词上争宠。
不开心的只有根达一家，根达的妻子难以接受丈夫去世的事实，整日以泪掩面。
执笔此文的作者，我那年还只是一个不懂爱恨煎熬的黄毛小子。黄毛小子这个词古人造得极好，用来形容我最为贴切，我当时的确是一个染着黄毛的小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根达妻子总念叨她难过的要死却不随根达一块离去，不如一死百了，何必整日哭哭啼啼。我那时连她的死法都替她构思好了，想壮烈一点，就抹脖子，想温婉一点，那就割腕，怕疼，那就喝药……
十五年后，我终日忙碌在大学城校门口看着学生跑过来找我买炸串，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悲哀的生活我一直在继续？那时我才大抵明白了根达妻子。
14.
根达的葬礼定在月底，来客不多不少。夜色傍晚，突然走进来三张陌生面孔。根达死后，根达妻子成为家里名副其实的掌柜。妻子见状，起身询问来人。
站在最前边的是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他自称台湾人，操着一口油嘴滑舌的普通话。
男人问根达妻子有没有吃的，能不能施舍他们一点。
根达妻子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三个人，真不愧常年接受美国人的洗脑，做事的鲁莽程度简直比美国人还要鲁莽。根达家今晚分明是灵堂，外面那么大的“奠”字，按理说，识时务的人是不会今晚到根达家要饭的。
根达妻子劝慰自己：算了。
我在十五年后的烤串生涯里逐渐顿悟，越是位卑的人，心中越感激政府。烤串的三十年里，我已经不像大学那样意气风发，我已经对未来没有了幻想，我彻底将自己的身份定格成了一位底层人民。我只要能把今晚的串烤好，让顾客满意付钱，就行了。我不再需要有太大的追求，政府偶尔兴致勃发给点福利，我会夸他们一辈子的好。
15.
冯程华的病情又加重了，严重到已经无法下地走路。
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天，他到死也没有去长安的医院，就连县城的小医院也懒得去了。他彻底放弃自己了。
奶奶说冯程华一辈子没攒下什么钱，最后到了了，想着给家里省一笔钱。
木喜不认同。冯程华那种苟且偷生的人哪是想给家里省钱，他是真没钱。倘若冯玉华能给点儿，冯军华能再多给点儿，十里八亲到处凑凑，但凡筹个两万块钱，他就去长安把病治了。
木喜说“筹个”和“两万”之间稍有停顿，我满怀期待的想听木喜说筹多少钱，我以为会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结果竟然是小小的两万块钱。
冯程华被两万块钱打败了？
我想给冯程华掏这笔钱，可我只是一个在读大学生，拿不出两万块钱。但是我总感觉，两万是特别渺小的一笔钱。在我奢靡的思想里，我对外吹牛的起步价，已经是这个数目的十倍。
很庆幸我没有将这种思想带入现实，我很会装模做样，见什么人做什么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尤其在糊弄长辈这方面，我很在行。我的一切行为都表现出我是一个务实的人。事实上，村民也的确是这样夸我的。
只有爷爷奶奶，即使我表现的再好，他们还是劝我不要铺张。我很费解，为什么我的伪装不能瞒过他们的老花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