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的魅力在于它能操纵大众的趣味和思想，如果报纸办得很差，那就换总编。--默多克
接管《世界新闻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对于默多克来说，机会无处不在。在英国，又有一次机会出现了，他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20世纪60年代控制着英国伦敦街的报纸，大多数是那些参加过20世纪30年代“发行量大战”的报纸。这些报纸主要有两个著名的报业家族统治着。
诺斯克利弗的外甥塞西尔·金于1951年接任《每日镜报》公司和《星期日画报》公司董事长职位，他全力扩张，搞到了许多地方报纸、外国周刊、期刊、年鉴，还有8家书刊出版社和一家唱片公司，并在电视公司、印刷公司、造纸公司和娱乐公司等持有股票。
后来，成立了国际出版公司，它成为世界上最大报业出版企业。然而，金并不享有老派报业主的地位，他只是一个领薪水的雇员。因此在1967年年末，当在金的主持下进行的扩张失去势头之后，他的董事会就撤掉了他的职务。这使鲁伯特·默多克在进入舰队街以后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对手。
诺斯克利弗的弟弟罗瑟米尔子爵将《每日邮报》和《新闻晚报》留给了他的儿子，他又将报社交给了维尔·哈姆斯沃思，在1978年成为第三代罗瑟米尔子爵。他认为“三”是一个理想数字，最终也的确成功地拥有了早报、晚报和星期日报。他将是默多克长期的对手，但他们彼此欣赏。
比弗布鲁克爵士的儿子马克斯·艾肯特此时仍拥有3家主要报纸：《每日快报》《星期日快报》和《标准晚报》，但正处于缓慢的衰退之中。
报纸舰队的“新人”是罗伊·汤姆逊，继1959年买下《星期日泰晤士报》以后，1966年他拥有了《泰晤士报》，并将两张报纸合并，以期用前者的利润补贴后者的亏损。然而，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这是“拿出万贯家产来挽救一个已经失败过的理想”。
比以上报纸发行量都大的是《世界新闻报》，该报100多年来一直是英国自称的，星期日报纸中具有最大发行量的一家报纸。
《世界新闻报》常被人们称为“恐吓新闻”，是英国最为**、好色的周报，专门刊登有关**的牧师、同性恋者、**、**的新闻。该报的体育版非常出色，是英国最成功的报纸之一，发行量最高时达850万份，它支持英国保守党。
1956年，新闻纸定量供应制结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拓的大众性报纸的市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可能就已处于饱和状态，仅仅是由于战争和新闻纸定量供应这些人为的因素才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报纸仍保持很大的发行量。
新闻纸定量供应制的结束使报纸增厚了，人们只需看一份就足够了。现在上流社会的情况开始好转，因为教育的普及和分类广告市场的扩大。
对这些报纸来说，分类广告弥补了因电视抢去大字广告所受到的损失而有余，大众化报纸却不得不经受与电视的竞争以及相互之间为缩小的市场而进行的可怕竞争。
这些报纸在新闻报道中强调时事报道和使用“栩栩如生”的图片，而这种做法使他们特别容易被电视击败。因为电视可以抢先在头天晚上进行报道，而且还配上“活生生”的图片。
这些报纸又不像上流社会报纸那样能够利用分类广告的发展，此外，它们还都在全国发行，不能像电视一样为广告商做适合地区特点的广告。
对于《世界新闻报》来说，它的发行量下滑正是从1955年开始的。1954年前半年它的销售量为810万份，至1956年的相应月份，这个数字为750万份，1960年为610万份。然而它的对手们似乎并没有遭受如此大的损失。
1954年《星期日画报》的销量是545万份，1960年为530万份，1968年为510万份。看来《世界新闻报》的中道衰落还不能完全归咎于商业电视的崛起。
对它影响更直接的是蒸蒸日上的严肃星期日报纸。从1956年至1968年，《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销量从61 .8万份上升至146万份，《观察家报》从60 .1万份上升至90万份。
严肃星期日报纸从《世界新闻报》那里抢走的是中产阶层的读者，因为前者更善于理解这一阶层的趣向。它登载间谍案而不是警探方面的丑闻，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奇闻逸事代替桃色事件，它在调查性报道上花的金钱和力气也更多。尽管如此，在1968年《世界新闻报》的发行量仍有600万份以上，在英语世界里居首位。
卡尔家族手中没有能控制报纸的股份，因此只要它开始走下坡路，就很容易被人收购。
1968年秋，资产已达500万美元的默多克来到英国，下决心要实现在牛津上学时的诺言：有朝一日把《每日镜报》据为己有。正当他摩拳擦掌之时，猎物却变成了《世界新闻报》。
在默多克进军澳大利亚时，他的金融顾问史蒂芬·卡托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默多克告诉卡托，他想买下《每日镜报》。一段时间以后，卡托告诉默多克，《每日镜报》的主人国际印刷公司不想卖。
于是，默多克又提出了买下国际印刷公司的想法。卡托听完后目瞪口呆，但还是按默多克的要求去做了。
“我们开始时要慢慢地买。我们认为能够凑到10％的股份。”卡托印象深刻，在需要钱的时候，默多克似乎总能够弄来。
1968年年底，卡托告诉默多克有另外一笔生意，即《世界新闻报》准备出售股票。这件事立刻引起了默多克的注意，他决定以救援者的身份出现来帮助卡尔家族对付捷克裔传媒大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
10月18日，星期五下午，汉布罗斯银行的哈里·斯伯尔伯格给卡托打电话，让他“把他的人快点儿带来”。接到卡托的电话，默多克立刻从悉尼飞往伦敦，于20日抵达希思罗机场，与卡托一起开始准备他们的战略。
《世界新闻报》要被马克斯韦尔收购了，马克斯韦尔本是一个捷克农民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英国参军，因战功获得“军事十字勋章”，升任上尉，并入英国籍。
马克斯韦尔退役后由于经商成为巨富，现在又积极向报界进逼。他不断鼓吹自己的实力，他甚至还透露说，他已经得到许诺可获得世界新闻公司25%的有表决权的普通股，评论家们也认为局势对他有利，但实际上威廉爵士拒绝了他，还在董事会议上建议股东们在接受通知前什么也不要做。
《世界新闻报》期望找到一个救星，一个“白色骑士”。默多克就像一位扮演的古代骑士游侠一样突然出现，来帮助卡尔家族。
在此之前默多克已经与马克斯韦尔打过一次交道。
1967年马克斯韦尔想把自己在澳洲的珀加蒙科技出版社的50%的股份卖给默多克，在交易快完成时，默多克突然决定退出，因为马克斯韦尔一直没有将答应要给默多克的有关珀加蒙科技出版社的相关资料交给他。这拉开了他们往后1／4世纪不断有的战争冲突的序幕。
默多克在得知有关马克斯韦尔的计划后，马上和融资公司的总裁卡托勋爵取得联系，同时令新闻公司驻伦敦局主任潦兰克·奥尼尔随时传送有关《世界新闻报》的消息。
在决定收购之前，这张报纸其实并没有列在默多克的购货单上，但他此时立刻进入状态。接着，他匆忙打电话向所有能告诉他一点儿有关这张报纸及其所有人情况的人了解消息。他得到了详细情报，其中包括威廉爵士的身体状况。
然而，默多克并不想做什么骑士，他想要控制《世界新闻报》。但是，卡托建议，他应该谨慎行事，免得使卡尔害怕和产生顾虑。
首先，他必须得到卡尔的同意担任总经理，以抵御马克斯韦尔。一旦交易完成，他可以以新闻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发行一组新的股票，来摆脱卡尔。这是一个绝妙、保险而且又相对便宜的途径，从而可以确保默多克打进“舰队街”。
星期一的晚上，默多克和卡托邀请威廉·卡尔、威廉爵士的儿子、他的堂弟克利弗以及他们的妻子，在伦敦最好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卡尔有意无意地要打探默多克的底细，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卡尔一家人都认为，这笔交易可以考虑。
随即，默多克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当时的他根本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现金来对抗马克斯韦尔最初的报价。但卡托提议，新闻股份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某些资产可以转给《世界新闻报》集团作为交换，世界新闻报业集团将向新闻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的股票。威廉·卡尔爵士现在能够号召大约30％的股份，再加上新发行给默多克的，他们联手对抗马克斯韦尔就将万无一失。
正当默多克在紧密谋划之时，马克斯韦尔仍在扬扬自得，他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一家英国报业集团可以出他那样高的价钱。对于默多克的到来，他一无所知。但是，随着股票价格稳步上升，他意识到一定是有一个神秘的买主在出手收购股权。于是将他的出价提高到每股50先令。这样一来，整个公司的资产就高达3400万英镑，甚至超出了默多克的想象。
面对马克斯韦尔的逼人态势，默多克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星期二，默多克应邀与卡尔共进早餐。卡尔刚开始拒绝了默多克希望自己放弃董事长职位的要求。于是，默多克说：“那么，让马克斯韦尔来当吧！”
然后，他便站起身走了。这时候卡尔急了，他冲默多克喊道：“他是一个魔鬼，你是知道的。”
“好的，我不是魔鬼。”默多克回答道，“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助你。但我不想在优柔寡断中浪费时间。”
卡尔开始害怕失去他的“骑士”和“游侠”，他让默多克重新坐下，最后同意了他的大多数要求。默多克要求与威廉爵士的侄子克利弗共同担任总经理一职。
威廉爵士同意了，因为他有一个担任董事长7年的合同，所以感觉很安全。此外，他与默多克的母亲相识多年并非常崇敬她，所以他觉得可以相信她的儿子。
根据协议，他们同意将发行足够多的新股票，以给默多克凑足40％的有投票权的股票。这样一来，默多克和卡尔两人就将联合控制股票的一半以上。默多克也同意将不再买进更多的股票，并保证自己的股份不超过40％。卡尔家族的一名成员将继续担任董事长支持与克利弗发挥联合总经理的作用。
10月24日下午，默多克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他打算购并世界新闻集团40％的股份，其中在市场上买9％，其余的用他在澳大利亚的资产来交换。
12月，卡尔爵士向股东们交代了与默多克之间交易的详细情况，《世界新闻报》集团将新发行5100万股有投票权的普通股股票，总计将占全部股权的35％，新闻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股权的40％以上。反过来，它将向公司注入资产，保证年收入达到110万英镑。默多克将成为总经理。
默多克向卡尔声明，以前的协议，即仅仅与克利弗一起做一个联合总经理是“不够的”。默多克坚持做唯一的总经理，否则就不干了。卡尔当即表示反对，但在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除了接受这一无理要求外，别无选择。卡尔一家人为此感到震惊，但为了阻止马克斯韦尔，卡尔家族决定孤注一掷。
这场游戏逐渐变得粗野起来。在澳大利亚，不甘心失败的马克斯韦尔开始掏默多克的“老窝”，向他身上泼脏水；而默多克的报纸也毫不示弱。他们也大力抨击马克斯韦尔。
此时，马克斯韦尔试图从默多克的手中买下新闻公司，但默多克得到了来自纽约的朋友ABC公司的支持。他的朋友莱品·纳多·戈德森告诉马克斯韦尔，ABC支持默多克，然后同意将他们10年前所购买的股份再卖回给默多克。
默多克的悉尼《镜报》此时也公开揭露马克斯韦尔在澳大利亚出售百科全书中所玩的鬼把戏。马克斯韦尔则向法院起诉默多克，说他犯了“诽谤罪”，以此来回击默多克。
1969年1月2日，就双方出价进行表决的股东特别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决斗，犹如古罗马的角斗场。对阵的一方是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另一方则是迄今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年轻的澳大利亚人”默多克。
卡尔夫人和她的家庭成员已经花了许多天的工夫，试图劝说尽可能多的小股东来参加会议，并投他与默多克的票。他们建议那些不能参加会议的人暂时将自己的股份划给《世界新闻报》集团的工作成员，让他们投票。卡尔夫人还给她的一些朋友每人一股，以便让他们也能够参加会议。
股东大会召开那天，卡尔在医生的监护下来到会场。他忍受着疼痛。他本应在12月底做手术，但他坚持要推迟，直至会议开完后再说。会议大厅里挤着500多位股东。当威廉爵士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长时间地响着掌声。威廉爵士的声音非常弱，几乎听不到。
大会开始之后，默多克做了简短的发言，谦虚、诚恳、刚劲有力。强调新闻公司是一个很好的机构，并对威廉爵士将留下来继续做董事会主席表示高兴。
当马克斯韦尔站起来时，人们向他发出了轻蔑的嘘声。马克斯韦尔威胁说：“我的出价现在是每股52先令，如果这个价钱被拒绝的话，每股将只值39先令并且还要继续下跌。”
卡尔让马克斯韦尔坐下，并说道：“当你能从生活中获取更多的东西时，钱又算得了什么？”
马克斯韦尔继续抱怨这次大会准备得不充分，过于草率、仓促，听众们甚至不需要排队领牌就随便出入。
股东们对他吼道：“滚回去吧！”
这次股东大会上，卡尔和默多克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299票支持发行新股，只有20票反对。
马克斯韦尔铁青着脸，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场。马克斯韦尔说，大多数金融方面的记者都认为他“中了极其卑鄙的暗算”，后来，显然马克斯韦尔的公司珀加蒙远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值钱，卡尔家族可以说对他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即使没有默多克的帮助也能够打败他。
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马克斯韦尔至少损失了20万英镑，并且名誉扫地；卡尔家族在账面上损失了约200万英镑。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唯一的赢家就是默多克，他现在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有了自己的战略基地，自此跻身伦敦***。对于默多克来说，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完美的胜利！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接管了《世界新闻报》之后，默多克针对《世界新闻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于报纸的销量大减，首先要被拿来“开刀”的就是《世界新闻报》的主编斯塔福德·萨默费尔德。
这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萨默费尔德就一直在这份报纸工作。在威廉爵士的领导下，他被允许按自己的方式办报。但是，默多克根本不看重萨默费尔德，默多克把他看作是一个自命不凡、自鸣得意的势利小人。
萨默费尔德被告知不能再按照他过去喜欢的那种独立的编辑作风行事。默多克向萨默费尔德保证，如果他离开，将得到适当的补偿。
默多克从来都不能容忍一个主编自行其是，按自己的观点发表文章。“作为老板，最终对报纸的成败负责的就是我一个人。”
默多克在1969年时曾这样说：
既然报社的成败取决于它的编辑方式，当我看到有办法能加强编辑方式时，为什么我不能干预呢？那让我来做什么呢？闲坐在那儿，眼看着报纸走下坡路？胡说八道！这就是《世界新闻报》开始衰败的原因。
默多克命令萨默费尔德解雇一些报纸的专栏作家和记者，负责写航空方面报道的道格拉斯·巴德尔就在被解雇的名单中。他是位英国的战斗英雄。接替道格拉斯·巴德尔的人选要默多克自己亲自确定。他还通知萨默费尔德，未经他的同意，不能向国外派记者。
当萨默费尔德抱怨时，默多克说：“我大老远从澳大利亚来这里，不是为了不干涉。你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1969年夏，萨默费尔德在西班牙度假，默多克对报纸的版面设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萨默费尔德匆匆地赶回伦敦，尽管他非常反对默多克的命令，但单枪匹马的他却不能改变什么。
1970年1月，默多克解雇了斯塔福德·萨默费尔德。默多克说，他实在受不了萨默费尔德自以为是的编辑理念。虽然，默多克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他认为值得。
默多克现在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家报纸。萨默费尔德也没有不快，自卡尔家族不再统治这份报纸后，他就失去了对报纸的兴趣。他怀念原来那种充满友情的工作关系，而不是默多克固执而强硬的领导方式。
在经历了“增加股份”、“逼退董事长”、“解雇主编”这三大战役之后，默
多克如愿以偿地成为《世界新闻报》真正的主人。
为了让《世界新闻报》迎合读者口味，进一步扩大发行数量，掌握实权后的默多克开始大量地采用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这一点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但默多克坚持强调，他只能为公众提供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他的报纸销量猛增而竞争对手一落千丈的事实证明，他的策略行之有效。《世界新闻报》在默多克的主持下开始起飞了。
1969年，默多克因为一个故事卷入了英国一场重要的争论并在讽刺性杂志《私人侦探》上博得了“**发掘者”的名声。从那以后，这个名声就一直伴随着他。这是个传统的《世界新闻报》的故事。
1962年，一名美丽的应召**克莉丝汀·吉勒与当时英国国防大臣约翰·普罗富莫以及苏联海军武官尤金·伊万诺夫的风流韵事使得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非常难堪。
普罗富莫向下议院撒谎，否认有这么回事。后来他不得不承认时，只好辞职。辞职后的普罗富莫在伦敦东区与穷人一起工作了6年，这种努力和真诚的忏悔行为让他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尊敬。
在默多克的指挥下，《世界新闻报》在丑闻的挖掘上舍得下血本，他们出资23000英镑，购买那些人鬼混的细枝末节并通过绘声绘色的描写和渲染，使这件丑闻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由于这个缘故，《世界新闻报》受到了监督报刊行为的半官方机构--新闻工作者理事会的谴责。
尽管如此，默多克并不打算悔改，反而变本加厉。1969年夏天，吉勒到处兜售这个故事的新版本。为了增加报纸的销量，默多克再次出资21000英镑购买这个重新加工的故事。
此次事件之后，《世界新闻报》的性丑闻的办报特色开始举世闻名，但也有很多公众对这种以赤裸裸的性描写和炒作来吸引读者眼球的办报风格表示谴责。例如，英国***重要的高级教士希南****就明确表示不喜欢这个连载故事，并对《世界新闻报》的玩世不恭和贪婪表示震惊，并对普罗富莫“这位优秀的人”表示关心。
对此，默多克不以为然，他说：“人们可以尽可能对我嗤之以鼻，我的报纸多卖了15万份。有了这个，我别的什么也不在乎。”这话很坦率，购买吉勒的自传就是为了报纸的销量。
打响美国第一战
默多克之所以产生离开英国的想法是因为一次“绑架案”。
有歹徒企图绑架默多克的夫人安娜，结果却绑错了人，歹徒们气急败坏之下“撕了票”。这件事让默多克和夫人心有余悸。尽管绑匪后来被依法惩处了，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在英国生活危机四伏。
另外就是在英国，默多克疲于应付英国工会的挑衅。1973年，工会向默多克提出了一项重大要求，并扬言说，如果默多克不同意，就停止印刷报纸。
当时的报界也在积极寻求一种对抗工会的办法。报纸出版商协会提出了“一家关门，大家都关门”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舰队街的其他所有报纸也都开始声援《太阳报》。大家扬言要集体关门，直至《太阳报》的全国印刷工人及帮工协会改变态度为止。
这本来可以成为一次了不起的对抗行动，但在最后关头，比弗布鲁克报业公司变了卦，马克斯·艾肯特爵士拒绝为了《太阳报》而关闭《每日快报》。
因此，默多克失去了支持，被迫与全国印刷工人及帮工协会达成协议。默多克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气愤，并永远不相信舰队街会再次团结起来对付工会。他深信，要改变舰队街目前的劳资关系永远是徒劳无功的事情，除非一个报业主有力量单独与这些工会作斗争并击败他们。
默多克发现澳大利亚太封闭，而英国又太闷热、古板、乏味，尤其是自以为是。不管默多克做什么，不管他怎样与英国社会和政治顶尖人物交往，默多克一家在英国都是不被重视的。他们永远成不了英国的重要公民。
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满足他的生活方式和扩张雄心。他开始想到美国，他经常到美国旅行。美国鼓励他的机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自由车轮方式，纽约欢迎这对富裕、潇洒，并带有澳大利亚口音的夫妻。
经历了绑架事件以及与工会的斗争之后，默多克抱着“厌恶心情”离开了英国，开始转战美国。美国一直是默多克的梦想之地。
多年来，默多克一直努力想在美国建立一个真正稳固的据点。默多克认为，如果无法确立在美国的强大影响力，所谓的英语传媒王国是无法真正建立起来的。
1970年在获得永久居住权后，默多克便开始了在美国的战斗。尽管默多克在伦敦赚了很多钱，但他和妻子都明显感到他们被看作是被英国社会所排斥的人。
1973年，默多克进行了他跨越大西洋的第一次重要旅行。一方面是为了让安娜散散心，另一方面是想在美国建一个“战略基地”。
默多克在得克**州完成了他在美国的第一次收购活动。他买下了圣·安东尼奥市的３份报业的所有权，即圣·安东尼奥的《快报》、《新闻》和它们联合出的一份《星期日副刊》。
默多克选择圣·安东尼奥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那里有他想买而且又买得起的报纸。这个时候，他已经有相当强大的实力了，因为《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默多克曾经在纽约和***了解了一些报纸、杂志，包括***的《星报》，但都不太适合发展。不过圣·安东尼奥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在美国开展事业的一个好地方。
这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小城镇，很像澳大利亚某些人烟稀少的内陆地区。在这样一个多少有些荒凉，又似乎不修边幅、漫不经心的地方，默多克似乎找回了从前的感觉。
当然，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圣·安东尼奥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哈特·汉克斯报业公司的资产。早报中《快报》发行量大约80000份，晚报《新闻》的发行量是63000份，它们联合办的《星期日副刊》的发行量约是13 .5万份。
《新闻》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份叫《真理》的晚报。《真理》的发行量也不高，每天的发行量大约是13 .5万份，它的老板是赫斯特公司。
这样一来，默多克将再一次按着他喜欢的方式干：先攻击一个城镇，然后买下一份相对较弱的报纸，以同那份相对较大的报纸进行对抗。这已经成了默多克发展报纸行业特有的模式了。
1972年 10月25日，默多克在快报大楼向***宣布将投标购买汉克斯报业公司的消息。默多克为这三份报纸总计支付了1970万美元，这个价格是3份报纸年销售额的15倍，资金来自《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的现金收入。这次收购让他获得了在美国发展的立足点，尽管所花费的资金不菲，却还是值得的。
这是他在美国最成功的一笔交易。他在研究了当地读者的兴趣所在后，改革了晚报的版面，主张使用生动、活泼的标题。这种风格恰好迎合了当地市民喜欢接受一种“温和式的震惊”的趣味。
《纽约邮报》在评述当地的反应时说：“默多克先生不仅提高了报纸的发行量，同时也煽动起当地市民领袖胸中的怒火。”
至1976年，圣·安东尼奥《新闻》报的发行量上升到76000份。尽管《快报》的发行量下降了一点儿，但两者的总发行量仍超过竞争对手《真理》。
他坚持用自己的办法改造新收购来的报纸，以观察家的视角和意见作为取舍标准，使呆板的报纸风格变得灵活起来，使冒进新闻报道变得平稳下来。另外，他还增加爆炸性新闻的报道，补充琐碎的细枝末节，用来增强报纸的可读性和商业气息。
默多克依旧大搞促销活动，通过电视做广告和其他报纸搞竞赛，争取读者青睐。报纸上出现了他喜欢用的一些标题，如“昆虫大军横行南美”、“军队将毒杀350只小狗”、“发现无手尸体”等。这些报道有的很快就传遍全美国，甚至有些报道还传向全世界。
默多克的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尽管他做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也只是将报纸的发行量提高了约12000份，使总发行量达到76000份。美国读者并不像英国读者那样愿意捧场。然而，至1983年，它还是遥遥领先于赫斯特的《真理》报，《新闻》报赢利高达500万美元。
在接管和改造圣·安东尼奥报纸的同时，默多克于1973年2月4日在纽约创办了一家他自己的全国性报纸《国民星报》。《国民星报》的主要读者是商店里的顾客，供他们排队付款的空闲时间翻阅。默多克的这份报纸，刻意仿照《国民问询报》。
《国民问询报》的创办人是前中央情报局心理战官员吉尼罗索·波普。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60年代为止，《国民问询报》每周销量400多万份，其内容虽说不上荒诞不经，却是犯罪、科幻小说和好莱坞影星行踪的大拼盘。默多克曾试图购买《国民问询报》，但遭到波普的拒绝。
默多克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国民星报》。人们看见他在编辑部的各办公桌前转来转去，设计版面，有时还亲自改写稿件。
默多克在纽约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雄心勃勃地向公众介绍他的计划。他表现出当年在基隆中学时的那种反潮流精神，声称美国报纸都把眼睛盯在阔佬和权贵身上，但《国民星报》不是这样。他宣称，他将要给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们对于刊登麦迪逊大街和新闻学教授们的意见不感兴趣。”
《国民星报》正式出版了，第一期以“万众拜倒在神童迈克尔脚下”的标题吸引了大量读者。但《国民星报》的发行计划出了问题，直至4月才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只有30％的超级市场在出售。到了下半年，因为广告预算太大不得不中止电视广告。
《国民星报》很快就陷入困境，勉强地维持着，一年内的发行量还不到100万份。默多克的财务顾问建议他赶紧脱手，但是默多克向来不肯认输，他没有听从财务顾问的建议。
在英国宣传奇才格拉·金的帮助下，默多克组织了一个报纸重新开张的活动。他的搭档是马蒂·辛格曼，来自出版《电视指南》的三角公司。辛格曼不辞辛苦，一个州接一个州地向所有的批发商游说，即使是很小的城镇也不放过。
1976年，报纸标题中的“国民”一词去掉，改名为《星报》，增加了一个“占星术与咨询”专栏，但还是没有起多大作用。默多克又把他的一名记者伊恩从澳大利亚调来，让他把《星报》从黑白报纸变成彩色杂志。
1976年中期，默多克放弃对波普咄咄逼人的挑战，将报纸改版，报名改为《星报》，副名是“美国妇女周刊”。这份报纸的大多数读者是美国工人阶级妇女，默多克向她们提供减肥、健美和保持美丽容颜的“妙招”，还有好莱坞明星的秘事和***方面的建议。
最终，这份报纸发行量开始上升，并成为默多克帝国最盈利的部门之一。它和伦敦的《太阳报》一样，是默多克的又一座“金山”。
《纽约邮报》的主人
在美国拥有了第一个战斗的“堡垒”之后，默多克并不满足于现状，他还要在美国深入地发展自己的传媒事业。这一次他看中了《纽约邮报》。
19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在纽约的大众媒体竞争异常激烈，这其中有詹姆斯·本尼特的《先驱报》，霍瑞斯·格里利的《论坛报》，哈里·雷芒的《时报》和本·戴尔的《太阳报》。
至19世纪末，各种商品普遍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与销售，广告的激增也随之而来。在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美国城市报纸都互相进行着残酷的竞争，这种恶性的敌对争斗将一个本不稳定的移民社会引向了兴奋与焦虑。
《纽约邮报》曾经是被无名之辈的撰稿人和社会底层的粗俗之辈控制和把持着。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发生改变。一位叫多萝西·希夫的人并购了《纽约邮报》，希夫的祖父是雅各布·希夫，一位最成功的德国犹太人银行家，在纽约他的财富和权力在整个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增长壮大。
尽管多萝西拥有巨大的财富，所幸的是她不怎么保守。20世纪30年代，她与马克斯·比弗布鲁克有过一段恋情。早年她就断绝了她的家庭与共和党长期保持的紧密关系，成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忠实的支持者和朋友。1939年，罗斯福鼓励她购买《纽约邮报》。
多萝西当时的丈夫乔治·巴克尔向她保证，虽然《纽约邮报》在亏损，但是只要再投资几十万美元就能使它扭亏为盈。她开始每月为她那自任《纽约邮报》主编的丈夫开出10万美元的支票。她开始根本就没有想要做报纸的老板。
用她自己的话说：
我只是一个女流之辈，照料一栋巨大的乡村别墅已经把我弄得焦头烂额，分身无术了。
多萝西逐渐感到理想破灭了，不过与其说是对报纸还不如说是对丈夫不再抱有幻想。无奈之下她开始参与编辑事务，当她决定要接管报社时，她丈夫一气之下跟她分居了。
不久，多萝西与一个编辑特德·撒克里结了婚。他们一起同心协力对报纸进行改造，把它变成一家有着自由的思想言论甚至常常是有左翼倾向的通俗小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撒克里成为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变得越来越左倾。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他支持亨利·华莱士新成立的进步党。
此后不久，他与多萝西的婚姻结束，但是多萝西与报纸的关系延续了下来。报纸没有她的钱随时可能倒闭。
20世纪50年代，《纽约邮报》独自勇敢地对参议员乔·麦卡锡持反对态度，她的主编詹姆斯·弗克斯勒，被强拉到麦卡锡臭名昭著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前面指证别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报纸发生一些变化，而电视强迫报纸发生的变化就更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收音机开始流行。众多家庭很快就能收到消息，知道家里的男人在世界的另一边现在的状况如何。事实比感官刺激更加广泛地得到重视。
新闻复杂，但是读者们要求它准确。美国新闻工作者不得不自我约束着。他们必须从被雇佣的酗酒的文人，变为严肃的评论者或至少是严肃的记者。报纸的档次开始提高。战后不久，商业和广告开始迫使报纸更加远离它们低级趣味的历史。
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中期，一次通常的有关工资和工作时间的罢工永远改变了纽约的报纸。印刷工会在《时代报》《新闻报》《美国杂志》《世界电讯报》以及《太阳报》举行罢工，《纽约邮报》《先驱论坛报》和《镜报》暂停出版以表同情。
然而多萝西·希夫当时与其他报社业主决裂，单独与工会谈判解决罢工问题，因而于1963年3月比她的对手提前恢复报纸的出版和销售。她做出努力但是没能获得工会的同意使排版的部分过程计算机化。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纽约邮报》的发行量一路下跌，而晨报《时代报》和《每日新闻报》赢得了纽约广告业务的大部分。
1974年的一个周末，多萝西在长岛汉普顿的家遇见默多克。她一向对有魅力的男人易动感情。他告诉她纽约《时代报》是一家糟糕透顶的报纸。《纽约邮报》正是他朝思暮想要购买的那种报纸。
1975年默多克问她是否出售报社。她不同意卖，但是72岁的多萝西很明显正在失去经营报纸的热情。她曾力图聘请新的好主编，但是越来越不了解主编对工资的要求。
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她甚至向《***邮报》的主编本·布雷德利提出以年薪20000美元聘他为主编。
但是，布雷德利回答说：“我聘请的一些记者都不止挣这个数。”
1976年中期，她的律师告诉她新的税法意味着她的孩子将无财力将报纸继续办下去。此外，另一场由印刷工会举行的罢工即将开始。她觉得受不了。她必须赶快把这个“吞钱”的报社卖掉。
多萝西的律师打了许多电话以期引起买主们的兴趣。其中一个电话是打给纽约的报纸业主纽豪斯，但是他没有兴趣把《纽约邮报》并入他的传媒王国里，认为这家报纸的工会问题使得它成了一个毫无希望的企业。
《纽约邮报》当时的发行量大约只有50万份，但每年亏损额高达5000万美元。无奈之下多萝西邀请默多克共进午餐，邀请默多克拯救她的报社。
“我感觉到她很疲惫，”默多克对《乡村之声》的亚历山大·科伯恩说，“她知道改革这家报纸并把它办好需要做些什么，但是她觉得就是没有精力去做。”
默多克总是精力过剩。
1976年年底，《纽约邮报》宣布，多萝西·希夫将把它卖给默多克。多萝西说她很高兴，她声称：
默多克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愿意为独立、进步的新闻精神而献身。我确信他将继续有力地发扬我所十分
重视的传统。
《纽约邮报》的许多工作人员认为，默多克的收购是这份报纸的一线生机。其中一个人说：“如果别无选择，我感觉这份报纸能够幸存下来是件好事。这个家伙投入数百万美元绝不会是为了让报社关门。”
其他人则忧心忡忡地表示：“像在政府和政治中一样，充分掌握新闻业规律的人是不可靠的。”一个记者说道：“他们不知道是否自己会被要求撰写有关双头婴儿的故事，或者别的什么。”
默多克则是异常兴奋，他将拥有的《纽约邮报》比作在悉尼同时拥有的《太阳报》和《镜报》。而纽约的市场可要比悉尼大了数倍。他说将要进行大量的变革，专栏需要改版，报道有待提高。这将是他在美国的指挥所。
《纽约邮报》的交易由斯坦利·舒曼筹划，他是持有艾伦公司的银行家，默多克选择这家银行作为自己在纽约的主要投资银行，最后成交价比较高，但是默多克一心想得到它，所以他不惜血本。
他通过出售投资和借款在澳大利亚筹措了1／3的价款。还有1／3的钱来自伦敦，这是《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的盈利。
最后的1／3来自欧洲美国银行与信托公司的一笔无担保贷款。默多克解释说，英国的国际新闻公司和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各自只持有一半的股份至关重要。只有这样，伦敦或者是澳大利亚的任何一家中央银行都不能命令你支付股息，因为你并没有控股，这意味着你可以把利润进行再投资。
在1976年11月20 日，交易最终达成的那一天，默多克宴请了克莱·费尔克。他是《纽约》杂志和《乡村之声》报的出版商，也是默多克的多年好友。
默多克与其讨论了自己的《观察家报》存在的问题，而费尔克告诉默多克，他和《纽约》杂志的董事会也正在闹矛盾，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闹矛盾了。
费尔克是一个天才编辑，但是对于他那些更加具有商业头脑的同事来说，他却是个令人绝望的人。费尔克以为这只是一次朋友之间的私人谈话，但是很快表明，默多克已经看到了另一个令他垂涎的爱物。
默多克从谈话中得到的信息，让他再次对《纽约》杂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纽约》杂志的所有权弄到手。
《纽约》杂志的创始人是著名的传媒大亨克雷·费尔克。他从出生伊始便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
《纽约》独特的风格很快便受到了纽约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人们的青睐，也深深地影响了许多同时期以及后来的杂志编辑。无数的城市主题杂志开始仿效《纽约》杂志。一时间，新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发展起来。
1976年10月9日，默多克告诉费尔克他想购买这家公司，费尔克大为震惊。费尔克拒绝了默多克的收购请求，但最终，费尔克还是没能抵挡住默多克的攻势，他在与默多克的收购竞争中败下阵来，遗憾地失去了《纽约》杂志。
1977年1月7日凌晨时分，费尔克与默多克达成协议，他退出杂志。
默多克任用自己的编辑詹姆·布雷迪并开始大幅度削减成本，杂志继续盈利。《纽约》杂志发行量很快就达到42万份。《纽约》杂志社资产不断膨胀，当年就带来4400万美元的广告收益。
被迫放弃《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一直是默多克的一块儿“心病”。
在几经周折中，他得到了它，但是又不得不失去它。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人们不会为没有得到的东西而苦恼，只会为得到又失去的东西流泪。
《纽约邮报》的收购完成后，默多克便很快搬进了希夫原来所在的办公室。这以后，《纽约邮报》就变得面目全非了。默多克曾描述自己接管后的《纽约邮报》，将是一份犹太中产阶级的报纸，它对意大利、爱尔兰籍及所有的其他读者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默多克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爱尔兰人，他不是一个中产阶级，只是一个在英国的舰队街发了横财的澳大利亚人而已。
一向自负并显得有些独断的默多克从不把报纸工作交给别人，他出版的是一张纯粹体现他个人风格的报纸。与悉尼不同，《纽约邮报》用广告来争取利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纽约的零售商业非常分散，但这个难不倒默多克，他决定用巨大的发行量来弥补这些不足。
于是，他将这份报纸改头换面，成为一份蓝领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吸引读者，如1977年的“停电专号”就是很成功的报道。
1977年，纽约的夏天漫长而炎热，但对默多克和他的新主编斯蒂夫·邓利维来说却是求之不得。7月13日上午，纽约市的供电中断，前后持续了24小时，有人趁火打劫和纵火。这在纽约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市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纽约邮报》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15日，《纽约邮报》刊出“停电专号”，用纽约人从未见过的特大字号标题赫然写道：“恐怖的24小时。”一张插页上的图片说明写道：“一座荒废的都市。”
《纽约邮报》实际上并未提供什么新的信息，不过是重复其他两家报纸报道过的内容罢了，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用耸人听闻的夸张手法来渲染这次停电的状况。结果，《纽约邮报》那天的销量较平常多了75000份。
《纽约邮报》的另一制胜法宝是在刑事罪案新闻上兴风作浪。
1976年7月29日，一名18岁的女孩坐在房前的汽车里被人开枪打死，另一名女孩也受伤了。1977年3月，这个杀人狂又枪杀了两人，打伤3人。警察称此人为“萨姆小子”。4月，杀手又打死了两人并在两具尸体旁边留下了一张签有“萨姆小子”的字条。
《每日新闻》比《纽约邮报》更早地知道并利用了这个新闻的潜在价值。《每日新闻》杰出的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开始给“萨姆小子”写公开信，并在他的专栏里刊登了一封据称是杀手自己的回信。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默多克立刻决心迎头赶上，他任命邓利维负责报道这次案件。
《纽约邮报》以“持枪者给寻找萨姆小子带来线索”为标题升级了对此案的追踪报道，默多克坚决要求，每天必须有新的报道的角度，不能拾人牙慧。
8月4日，《纽约邮报》没有任何证据地宣称，纽约的黑手党头目宣布“萨姆小子”必须抓住，他们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追捕他。
8月10日晚上，一个名叫戴维·伯科威茨的男子被拘捕，警方认定他就是“萨姆小子”。8月11日上午，印着“抓住了”大字标题的《纽约邮报》卖了100万份。
8月15日，《纽约邮报》又刊出了当年最令人难忘的头版：萨姆小子，骇人听闻的信件：“我是怎样成为杀人狂的--戴维·伯科威茨。”标题的下面及报纸的中间版面上登载了伯科威茨1972年写给一个年轻女子的信，根本没有提过他成为杀人狂的经历。
默多克接管报纸后，《纽约邮报》渐渐变得煽情，犯罪和**新闻增多，体育报道的版面也扩大了，以工人阶层为主要读者，报纸的发行量节节攀升。一年后就由原来的40万份增加到100万份。但由于忽略了广告经营和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报纸发行量的扩大并没带来多少利润，亏损依旧。
到1982年，《纽约邮报》还仅仅拥有纽约报纸6％的广告业务，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时报》和《每日新闻》则分别占56％和38％。
据说到1988年默多克被迫将报纸转卖时，共亏损了1 .5亿美元。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美国公司，在1983年前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但《纽约邮报》即使是赔钱也是值得的。因为它标志着默多克在纽约这样一个城市里成功地拥有自己的报纸，这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
1988年，在拥有这份报纸长达12年之久后，默多克在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卖出《纽约邮报》。这次出售比他任何一次生意场上的交易都痛苦。
默多克钟情于这份报纸，是因为这是他在美国所买的第一笔重要的资产。因为它使他进入美国的政治生活，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它依然是一个权力的源泉，是所有其他业务的基地。此外，对于默多克来说，报纸的编辑部是一个特殊的环境，使他心旷神怡，没有什么事比在编辑部里更让人高兴的了。
根据美国的法律，一个人不能被允许在同一个城市同时拥有报纸和电视台。这项规定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于1975年通过并实施的，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这一规定是专门用来防止那种不负责任的传媒老板，对地方的意见、观点有太大的影响力。
默多克在从约翰·克鲁格的手中买下了纽约的第五频道电视台后，政府勒令他马上出售《纽约邮报》。但默多克并没有马上卖掉它。
1985年，在完成对电视台的收购后，默多克利用这一规章的某些漏洞，继续同时拥有报纸和电视台。
19**年7月，默多克将《芝加哥太阳报》出售给罗伯特·佩奇。此时，默多克在纽约拥有电视第五频道；在波士顿，他刚刚收购了WXNWE电视台。默多克寻求并且获得了暂时的搁置权。联邦通讯委员会给了他两年时间。此间，在波士顿，默多克想打一个“擦边球”，试图同时保住《论坛报》和电视台。
而在纽约，默多克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住《纽约邮报》。但《纽约邮报》的发行量开始下降，从70万份下降到不足50万份。至1987年，报纸每天要亏损10万美元。迫于多方压力，联邦通讯委员会既不想让《纽约邮报》倒闭，也不能让它继续留在默多克的手中。
1987年8月，联邦通讯委员会明确表示，要依照法律来办事。国会的许多民主党人士，以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欧内斯特·霍林斯为主，坚决反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搁置企图。当年11月，新闻自由基金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取消这一规定。
新闻自由基金主席说，这不利于自由竞争。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丹尼斯似乎也倾向于取消这一规定。然而，在爱德华·肯尼迪议员的压力下，霍林斯决定，联邦通讯委员会现在应当防止取消规定以给默多克以永久性的搁置权。当时，美国新闻公司是唯一享受搁置规定的公司。但在12月22日的深夜，这一法案终于获得通过。
1988年1月9日，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坚持立法，拒绝默多克延期搁置的要求。1月25日，参议员霍林斯给《****》写信，抱怨默多克与联邦通讯委员会之间“邪恶的联盟”。
他说，这种联盟开始于默多克收购城市传媒时，联邦通讯委员会允许默多克保留《纽约邮报》至今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需要提醒联邦通讯委员会和默多克先生，让他们知道一个重要原则：电波属于公众；传媒的所有权过于集中在一个人之下会威胁自由言论；而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默多克回应了霍林斯的攻击，向联邦法院指控，认为肯尼迪-霍林斯修正案是违反宪法的，因为这一法案只有他一个人。
即使默多克知道将不得不出售《纽约邮报》，但仍然拖延。随着这可怕日子的来临，他变得越来越消沉。他在考虑任何拖延的可能性。
默多克考虑到的一个逃跑、脱身的途径是：将《纽约邮报》转成为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他常常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从一份像《今日美国》那样好的基础的报纸开始。
到现在，新闻公司董事会中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保住《纽约邮报》。默多克仍然发现他几乎是不可能放弃它。他赶走了大多数试图来买报纸的人，就如同一个父亲拒绝女儿的求婚者一样。他不是认为这个竞标者是不值得信任，就是认为另一个竞标者出不起钱，而仅仅是想出名而已。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与彼得·卡里科夫的谈判，这个人是纽约的不动产开发商和地主。
1988年3月5日，出售协议最终签订。《纽约邮报》的第一版宣布出售协议结果。默多克作出了痛苦的抉择，他不得不亲手卖掉《纽约邮报》。
拯救波士顿危机
《纽约邮报》方面的失败，并没有让默多克因此而气馁。他继续寻求购买更多的北美报纸。
后来在1982年，他向纽约布法罗的《信使快报》发起冲锋。
但是工会拒绝同意他认为对止住亏损非常重要的裁员幅度，报纸被迫关闭。报道援引一名记者的话说：“我们投票表决宁愿不失尊严地死。”这是用自杀的奇特方式来支持报纸。默多克只好继续在波士顿寻求时机。
这个城市的第二大报纸《美国先驱报》在与地位稳固、势力强大并且在某种程度爱教训人的《波士顿环球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对默多克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美国先驱报》于1846年由波士顿市的印刷商创办。1912年，它合并进《波士顿旅行家报》成为《波士顿先驱旅行家报》，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它都是该市极为出色的报纸，其销量和质量都超过《波士顿环球报》。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它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了，1972年赫斯特蓝领阶级的通俗小报与贵族阶层的报纸的结合，使合并后的报纸变得更加单薄和枯燥乏味。编辑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批又一批。广告客户也走光了。报纸对它的读者以及它自己都一无所知。
1979年，一位颇有才华的编辑唐纳德·福斯特从赫斯特的《洛杉矶先驱考查人报》报社被千里迢迢地调了过来。他改善了报纸，但发行量依然继续下跌。
直至1981年，报纸在每周的工作日每天发行量不到20万份，星期日为32 .9万份。这时《波士顿环球报》的每日发行量是近50万份，星期日的发行量近80万份。《美国先驱报》每年至少亏损1000万美元。
为了挽救这份报纸，福斯特劝说赫斯特孤注一掷再投资350万美元把它变成一份通俗小报。该报变得更加轻松活泼，登载的头版头条新闻有：“欣克的精神病医生可臭了大街了”，这是指约翰·欣克在被控企图谋杀里根总统的审讯中所作的因精神错乱而杀人的辩护没有成功，以及“克劳斯是个卑鄙的家伙”，这是指克劳斯·冯布鲁因企图谋杀妻子而接受的著名审判。
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但是只上升了几千份而已。这种发行量的提升对于拯救报纸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赫斯特公司不得不开始削减成本，这似乎表明它想扔掉这家亏损的报纸。福斯特与默多克进行联系，默多克马上主动提出让福斯特主编《纽约》杂志。
在波士顿吃午饭后，默多克邀请他到他位于纽约州北部地区的查塔姆的家，并不断地向他追问有关这家报纸的情况。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福斯特消除了对默多克的敌意。
福斯特后来对默多克的传记作家迈克尔·利普曼说：“他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默多克带他与孩子们一道在林中散步并告诉他，尽管福斯特为报纸做出了巨大努力，假如他买下《美国先驱报》，他要换一位新主编。
即使这样，福斯特对默多克仍然保持着美好的回忆：
他对他的孩子真是太好了，他与他妻子的关系似乎很不错，我怎么能生他的气呢？
如果有人从他的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来，他有权随意处置它。把它炖了或剥它的皮或把它变成另一顶毡帽。事情就是这样。
默多克向赫斯特出100万美元购买《美国先驱报》，如果报纸将来盈利的话，再付给他700万美元。据认为，仅报社大楼就值800万美元，默多克相信他又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赫斯特宣布了谈判的消息，称默多克为“最终买主”。默多克坚持认为，只有工会在10月3日午夜前同意大幅度裁员他才购买。
《波士顿环球报》马上采取行动，力求获得工会同样的支持，默多克指责它企图损害他的利益。他威胁说要控告《波士顿环球报》。像平常一样，谈判直接进入实质性阶段，因此双方都可以表明自己的决心。就在规定的期限1982年10月3日前10分钟。默多克获得了他需要的让步，并购了这家报纸。
默多克同意投资大约1600万美元，同时在报纸的各个部门进行裁员，以进一步缩减用人成本。
默多克把报纸的名称改回《波士顿先驱报》，这是被广大读者认可的名字。
默多克从纽约引进了新的编辑，在全市设立鲜黄色的《波士顿先驱报》自动售报机，把报社大楼修葺一新，还安装了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设备，并改变版面设计，把每版4个大栏目改成7个小栏目，使版面更加多样化。
默多克这样做既丰富了报纸的内容，又不会使读者看到大段的文字而感觉疲劳。
当然，默多克还是一如既往地把报纸定位于面向低收入消费者，报纸刊登更多的体育消息，多一点性的东西，更多的竞猜活动，尤其是现场开奖竞猜活动，更多离奇古怪的报道以及更多的默多克认为波士顿工人阶级应该喜欢的东西。
报道
的篇幅变得更短，并且加上一些别致的花边图案。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整个头版常常被一个标题所占用。这样做的目的是刻意使人们相信报纸在默多克买下它时，刊登的一则标题的真实性：“我们没有死。”
《波士顿先驱报》在默多克当老板的第一年的时间里就赢得了10多万读者的青睐。《波士顿环球报》的主编汤姆·温希普对《波士顿先驱报》的改变，不屑一顾，称它是“杂耍新闻”。
竞争对《波士顿环球报》也有好处，该报开始报道更多的地方新闻并扩大了它对海外的报道。
《波士顿环球报》的副主编戴维·格林韦所持的观点更加深思熟虑：“默多克挽救了一家报纸，他在波士顿发现了一大批新读者并使我们不敢稍有懈怠。”
戴维·格林韦认为默多克使波士顿获益匪浅。
默多克希望报纸的销量超过《波士顿环球报》。他认为在某些方面，波士顿将是一个比纽约使他更加容易成功的城市。
他说：
波士顿是个非常热情的城市。它是一个非常直率、没有废话的城市。这里没有纽约麦迪逊大街弄虚作假和花言巧语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比在纽约将更容易找到认同感。
《波士顿先驱报》的许多编辑人员喜欢在默多克的领导下工作。城市版的编辑安德鲁·古利后来说：
默多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让我们完全有自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布置报道任务。他不会从纽约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我要报道这个！或我要报道那个！”
我们认为什么最好就做什么，这在任何行业里只能是一种奢望，默多克的形象是非常暴虐的，但是他在这里却不是那么回事。
默多克买下《波士顿先驱报》时说：
它将不会像《纽约邮报》在纽约那样力图强烈地影响政治生活，但是，我们的政治观点将肯定比《波士顿环球报》的要保守得多。
收购《泰晤士报》
默多克入主《世界新闻报》的成功，让一向高傲的英国人不得不对默多克刮目相看了。
让这位来自澳洲的新闻人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很大轰动，而对于默多克而言，自从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起，他就坚定地认为自己总是成为英国人虚伪的牺牲品，这种认识直接影响到他对英国人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个没有定型、不确定的实体，英国权势集团的态度。
征服英国几乎成了默多克证明自己的一个象征性概念，他必须通过这种征服过程中自己的强势表现来达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必须不断地赢得在英国的战斗。
利润是默多克的直接目的，他拼命地要让印刷机器和工人一周从头到尾运转起来，这就意味着要购买或创办一家日报。于是，就在融资《世界新闻报》10个月后，默多克又成功收购了《太阳报》，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英国报业市场上的地位。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是英国最著名的两家报纸。野心勃勃的默多克知道，如果自己能够收购伦敦泰晤士报业公司旗下的这两家报纸，就可以顺利控制英国报业的大部分份额，而这，也是新闻集团取得进军欧洲根本胜利的唯一途径。
创刊于1785年的伦敦《泰晤士报》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但销量很大，而且主要报道英国官方的观点，素来以发表英国国内外的重要的大政方针为主，是一份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力的报纸，它有着几乎相当于《****》在中国的地位。
创刊于1882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一份商业性很强的报纸。控制着英国最大新闻机构的报界精英罗伊·汤姆逊在英国可以说家喻户晓，随着他的报业公司在1959年和1966年分别收购《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汤姆逊更是威名远扬。
汤姆逊收购了《泰晤士报》之后，丹尼斯·汉密尔顿成了《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这两份报纸的总编。《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位很博学的编辑叫作威廉·里斯莫格，后来成为《泰晤士报》的主编，而哈罗德·埃文斯担任《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
《星期日泰晤士报》不仅是一家盈利的报纸，而且也是一家很有人情味的令人激动的报纸，它拥有一群成功的记者为其服务。在汉密尔顿和埃文斯的领导下，《星期日泰晤士报》发展出了新闻行业的新技术。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期间，报纸发表了大量的内幕调查报告，并公之于众。这其中包括金·菲尔比事件。菲尔比是苏联克格勃安插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这一丑闻曾经被搞得沸沸扬扬。
埃文斯的小组还调查了发生在法国北部的麦·道公司的空难事件。此外，报纸将大量的钱花在调查毒品犯罪的问题上。
埃文斯把报纸和新闻事业看作是一种社会武器。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他要报纸永远痛斥政府，蔑视法律，要将所有的秘密，尤其是政府内部见不得人的事情挖出来，公之于众。
埃文斯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招来了许多批评的声音，说它的风格是生锈的、冒牌的新闻，他的新闻更多的是装饰品，表面上闪光发亮，却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但是，埃文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却认为，他们是为普通公民服务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免受伤害。在政治上，他们的报纸是中立的。
《星期日泰晤士报》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新闻方面，都获得了成功，简直是大放异彩。但它的“上级”《泰晤士报》在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却不算太好。
《泰晤士报》的主编威廉·里斯莫格是一个倔强的知识分子。他较早开始使报纸现代化，采用大标题和短句子。尽管这一变化不是那么激烈，也不大突然，但对于报纸的某些年轻的传统主义者来说，变动得实在太多、太过分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们开始抱怨了。加上当时报纸的经济效益情况不好，于是，许多版式的改革被取消了。
当1976年报纸的老板汤姆逊去世时，报纸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那些年里，汤姆逊为这两份报纸亏了不少的钱。他喜欢它们，也喜欢英格兰。但他的儿子却不是这样想，他可没有闲钱做这么浪费的事情。他生活在加拿大，发现伦敦远不及加拿大那么令人感到舒适。
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报纸管理阶层都在认真地考虑如何引进划算的“新技术”，也就是计算机化。如果记者和广告设计人员可以直接把稿件输入计算机排版系统，不仅漂亮，而且能减少一些打字员的工作。但是，打字员们都属于全国绘图协会。全国绘图协会拒绝任何这样的革命，除非报纸的投资方同意“重复输入”。
也就是说，由任何非协会会员所打印的东西，必须由全国绘图协会的人再重新输入一次。在无休止的谈判之后，在一次又一次停工之后，在损失了数以千计的报纸之后，由汤姆逊家族控制的国际汤姆逊集团失去了耐心。
汤姆逊集团告诉工会，除非工会同意不中断生产，并引入一些新技术，否则，他们就在1978年11月底关闭这份报纸。公司的经理们确信，在经过“短期的剧烈震动”后，全国绘图协会将会妥协。但是，他们估计错了。
在报纸被关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工会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最后，公司不得不自己来解决这一问题。此时关门已经造成了至少4000万英镑的损失。
1979年11月报纸重新开张时，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汤姆逊家族只好自认倒霉。在报纸歇业期间，报纸的经理和记者们照拿工资。这还不算，汤姆逊家族甚至对全国绘图协会的要求做出了让步，同意“重复输入”。
1980年间，印刷工会继续经常中断报纸的出版，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泰晤士报》严重亏损。
至秋天时，全年的税前损失大约达到1500万英镑。汤姆逊觉得，他佩服他父亲对报纸的热爱，但不明白这么长的时间里，他是怎样弥补报纸的亏空的。
1980年的8月，《泰晤士报》的记者们也起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对于汤姆逊来说，他已经受够了。如果记者们也跳出来“造反”，那他为什么还苦苦支撑呢？
1980年10月22日，他准备把报社推出来卖。他让一家投资银行来负责出售，投标日期截止于12月31日。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来买它，报社将在3月初彻底关闭。汤姆逊家族当然极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报社关闭，需要公司支付3600万英镑的补偿金。
在12月初，默多克来到伦敦参加路透社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伦敦的投资银行家洛德·卡托的公寓里，他遇到了《泰晤士报》的执行编辑戈登·布伦顿。
布伦顿和默多克早就认识，他们过去常在报纸出版商协会的会议上见面。这个协会是一个报纸老板的组织，他们过去企图联合起来对付印刷工会，但却徒劳无功。布伦顿曾经说过，默多克是很少的能够信守诺言的出版商之一。
布伦顿是一个管理者，而不是一个记者。他敬佩默多克的商业头脑，把他视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希望默多克买下《泰晤士报》的所有权。相反，他瞧不起马克斯韦尔，也不信任罗斯莫尔，尽管这两个人也是很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默多克就在汤姆逊定下的12月31日这个最后的界限之前，跨进了门槛。他出了一个价，100万英镑。和其他的投标者一样，默多克也知道，如果交易没有达成，汤姆逊家族将不得不在3月份关闭报纸，而且将负责支付巨额的补偿金。
在投标者中间，还有两个主编。里斯莫格组成了一个由记者们组成的小集团，名叫“《泰晤士报》记者”，他们要买下《泰晤士报》和它的附属设施。
就在最后一天，摩根·格林费尔也出了一个价。他是“代表哈罗德·埃文斯，《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他的亲密的同事们”。但埃文斯的希望很快就成了泡影。
首先是《卫报》撤出了合伙，然后是工会的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决定倾向于默多克。因为他在《太阳报》一事中，保住了就业机会，而且创造了更多的工作。他虽然很难对付，但是值得信任。
埃文斯现在也认识到，对于汤姆逊董事会来说，默多克也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感到有点可悲，他们竟然喜欢一个外面的人，而他们过去曾经对默多克表示过轻蔑。
然后，埃文斯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路透社的总经理杰拉尔德·龙格打来的。他告诉埃文斯一个最新秘密，默多克曾经征求他的意见，要他担任《泰晤士报》的总经理，而且默多克想同埃文斯谈一谈。埃文斯给了龙格他自己家的电话号码。
当天晚上，默多克就打来了电话说：“它完全都是我的了！除非罗斯莫尔提出更高的价钱。你听说了吗？”默多克告诉埃文斯，他打算彻底改组报纸的经营管理队伍，他邀请埃文斯第二天中午和他一起吃饭。埃文斯只好接受了，因为他要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
“你喜欢编辑《泰晤士报》吗？”默多克在吃完饭后问埃文斯。
埃文斯告诉默多克说：“我的集团也在参与收购《泰晤士报》的竞争，您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是您的竞争对手呢？”
“你还是好好做你的编辑工作吧，这个报纸注定会属于我的。”默多克得意地说。
“我们要继续经营这份报纸，把它做成一份挑战性的、调查性的报纸。” 埃文斯说。
“当然，当然没问题！”默多克说。
1月17日，默多克又邀请哈里和他的金融专家泰纳·布朗，到他住的公寓里聚会。布朗在后来的日记里对默多克大加赞赏：
我不得不佩服他，也非常喜欢他。他身穿美国绅士的三件套西装，大皮鞋。毫无疑问，他喜欢报纸。和肯·汤姆逊一样，在他的眼里，它们不仅仅是资产。
在那几天的接触中，他们对默多克有更多的认识。哈罗德·埃文斯被默多克迷住了，而默多克也无疑是喜欢埃文斯的。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默多克现在急切地，甚至是不顾一切地在招募新的心腹，或者说是顾问、谋士。对于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走的。
默多克的热情，既能打动人，却又不过分，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第一次见到默多克的人，很少有不被他所吸引的，就如同催眠术一样。而哈罗德·埃文斯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那种人。
当与他合伙的那些人督促埃文斯，让他领导一场“终止默多克”的战斗时，他拒绝了。那时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支持默多克，尽管他们刚刚认识不久。
1月20日，丹尼斯·汉密尔顿邀请里斯莫格和埃文斯吃午饭，向他们说，其他人都与他没法比，但他必须保证给编辑自主权。所以，他们必须决定需要什么样的保证，并从默多克那里获得。
1月21日，就在默多克答应让埃文斯担任《泰晤士报》的主编之后不到一星期，由汤姆逊家族的人组成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了一个会，审查、会诊默多克的新闻态度。他们当中包括3位全国性的主编，即著名的历史学家洛德·达克莱、经济学家洛德·罗尔和铁路工会的***之一的洛德·格林。另外一个顾问洛德·罗本斯在国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丹尼斯·汉密尔顿、埃文斯和里斯莫格。
当默多克进来的时候，埃文斯说他首先注意到的是默多克刚刚用手整理过自己的黑发。默多克几乎是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说话的语气非常平静温和，就像一个人到医院探视一位朋友一样。
汉密尔顿告诉他，《泰晤士报》有很高的要求。然后，默多克告诉他们关于自己的一切。他说，他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编辑自由的传统，并且运用它为不同的市场出版不同的报纸。他醉心于那种亏损的报纸。
“看看《澳大利亚人报》。”他说。他希望几位顾问为他推荐主编。他讲话很有信心但又不狂妄。总的来说，他对自己的感觉很好。
他同意他们对他要求的每一件事，提出的所有条件。这里将会有6位全国性的理事，而不是4位。他们将批准主任编辑的任命。
汉密尔顿强烈要求《泰晤士报》应当保持独立性，与默多克的国际新闻公司分开，也不能到《世界新闻报》和《太阳报》的下面。经过短暂的考虑，默多克也同意了。
他还答应，报纸的政治政策将由编辑们确定，其他所有的事情编辑也有权决定。经过4个半小时的讨论，他接受了所有的条件。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深受感动。
1981年1月11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本周末世界”节目记者采访时，默多克满怀胜算：我们国际新闻公司将在近期内收购泰晤士报业公司，我们互相之间在许多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收购行动只是时间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寒暄，默多克到楼上谈钱的问题。他的报价显然还不能说是汤姆逊所收到的最好的数目。罗斯莫尔仅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就出价2500万英镑，如果他购买《星期日泰晤士报》就必须再买下《泰晤士报》。然后将出价再加上2000万英镑。
但是，罗斯莫尔坚持他必须保留权利，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关闭《泰晤士报》。而与此同时，默多克刚开始的出价才只是100万英镑，后来才增加至1000万英镑，但他说明这不包括报社的办公大楼，这项资产的价值大约为1800万英镑。
最后，交易在深夜达成，就按默多克所出的1200万英镑的价格。默多克喜气洋洋，他应当高兴，仅《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格雷斯因路上的办公大楼就值他为整个公司所付出的价格的一半。默多克还保留这一权利，如果这项交易被提交给垄断和兼并委员会，他可以撤出。
第二天，默多克出现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的两侧坐着里斯莫格和埃文斯。他被丹尼斯·汉密尔顿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出版商之一。做的这笔交易，干得很漂亮。
全国性的几个理事对他的限制不算是一个问题，他仍然可以任命他自己的主编，而投票表决将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想这样干的话。他确认这个价格相当于“偷窃”，“我们所付出的价钱不到它的无形资产价值的一半。”
唯一的麻烦，也是最重要的，是垄断和兼并委员会，它专门负责报纸的接管问题。根据《1973年公平贸易法案》，所有的报纸兼并案件都要提交垄断和兼并委员会进行审查通过。如果委员会提出这一问题，并要求调查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耽搁时间，在汤姆逊所设定的最后期限前是完成不了的。
布伦顿和默多克都去过贸易产业部，打通关节，希望避免将这一案子提交委员会。布伦顿还警告说，如果一定要审查，这笔交易可能就算完了，而两份报纸都将会关闭。
“我有3600万英镑的补偿金需要考虑。”他告诉政府，宁肯关闭报纸，也不愿意去通过审查。默多克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将撤回他的收购计划。
英国政府的内阁成员们专门开了一次非常会议，讨论政府审查这一交易
案的问题。政府高层显然很是紧张。流言开始在舰队街上传开了。有人传言说，负责贸易和产业的大臣约翰·比芬说，这项交易应当而且必须提交给委员会讨论，但撒切尔夫人已经批准这笔交易不用经过委员会讨论。
比芬说，他会批准这项交易的进行。关于编辑自主权的保证，审查委员会也曾经提出来，而且要写进《泰晤士报》协会章程中。这样的条款将给编辑们权利和法律武器。
如果默多克违反了这样的条款，他将面临进监狱的风险。埃文斯赞扬这一举动，他对记者协会说，没有一个编辑或记者可以要求得到这么多的保证。在新闻的编辑自主性方面，默多克已接受了许多条件，而现在又得到了商务大臣的强调。比芬说，他受埃文斯的影响很大。但他后来私下承认，政界上层对此确实有过争论。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们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想运用法律手段来迫使垄断委员会对此事加以干预。他们聘请了一些律师，收集了有关默多克的档案材料，并准备了一些财务报告以证明《星期日泰晤士报》绝对可以正常运作。
2月6日星期五的晚上，一个由新闻记者组成的团体同默多克进行了会晤，他们发现他是一位直爽而又有魄力的人，并且他似乎打算作出一些让步。
上议院议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赞成这件事并同意他拥有部分特权。他将允许两名记者进入报业的管理层，使其避免在任命主编的问题上让记者们拥有发言权。
默多克以自己超常的魅力和才华，成功收购了英国泰晤士报业，从而顺利杀进了英国新闻事业的心脏，成为一个毫无疑问的跨国新闻企业的***。
与政治人物结盟
收购报社！抢购报社！不断地鲸吞各个媒体！扩张自己的传媒帝国的疆土！
从1979年开始，默多克就不停地购买，也不停地贷款，至1981年6月，他的集团年营业额翻了两番，达到12亿澳元。《泰晤士报》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加盟完全就像是给他在这两年中的全部业绩自然而然地加上一顶辉煌冠冕。
但是，这种全速扩大也有很大风险，公司的外债和支付利息的费用也同时疯涨。两年中，新闻公司仅通过汉布罗斯公司筹借的欧洲贷款就达1 .85亿澳元。
在购买《泰晤士报》前后，他又买下了一笔债务。不过已经有人比他自己更不相信他：就在买卖成交的消息见报的当天，里斯莫格宣布辞职。他的继任者哈罗德·埃文斯来自《星期日泰晤士报》。哈罗德·埃文斯曾在1969年见过默多克，因此，在交易尚在进行时便成了默多克的物色对象。
埃文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成功对他十分有利，他无法抗拒改进这张日报及介入其神秘氛围的诱惑。当默多克向他提出请求时，埃文斯便穿过联结两座大楼的桥头，开始编辑《泰晤士报》。版面设计是他的最拿手好戏，几周后报纸便焕然一新。
使用电脑后又出现了新的字体样式。报纸开始刊登重要新闻，后来又登载一个活跃的托利派专栏作家的文章。默多克很高兴，为了证明在他的所有权下报纸是怎样发展得蒸蒸日上的，他回到澳大利亚后甚至在法庭上展示了《泰晤士报》的样报。
默多克和埃文斯的合作就这么开始了。埃文斯随意雇用采编人员，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他工作上的助手。埃文斯则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并常常像一个忏悔神父。不过新聘用的人员在《泰晤士报》仍占少数，他们对报社的老人持怀疑态度。
任命一名副主编所遇到的阻力表明办成一件事情有多难。62岁的现任副主编路易新·赫伦不肯让位，埃文斯想要《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雨果·扬，但无法调他过来。
于是，默多克和汉密尔顿便推荐国际编辑道格拉斯·霍姆，以作为对“老前辈们”的一种姿态。这在默多克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一个热心的新闻记者，道格拉斯·霍姆已在《泰晤士报》任职17年，他熟悉这里的人际关系，也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他要求介入一切政策性问题，埃文斯把所有信函均向他开放。看来他们俩合作十分愉快。
默多克在1981年对埃文斯放手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必须忙于应付同罗伯特·马克斯韦尔的两次冲突，在行将对簿公堂前一周才解决了他们的争端。
在埃文斯这一边，《泰晤士报》应该从哪里去抢读者呢？
《每日电讯报》是个明显的对手，但该报的许多读者对它却出奇地满意：61%的读者根本不读其他日报，只有7%的读者也阅读《泰晤士报》。《泰晤士报》的读者却远没有如此满足：只有31%的读者不看其他日报。
埃文斯最全力以赴的一项改革内容是对白厅进行信息丰富的报道。这是其他全国性报纸都没有的，跟踪上层官僚政治的动向。
1965年《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派托尼·霍华德报道文职行政机构的情况，威尔逊首相立即命令禁止他进入行政机关的大门并进行报道。
埃文斯选择了另一条途径，他任命伯纳德·多诺为助理编辑，给他调派了一组得力的记者。他们进行了3次重大调查，对白厅进行连续报道。但正是这些报道把他与默多克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暴露出来了。
默多克在美国发展阶段，跟美国的政界来往频繁，很多政要都是他的好朋友。甚至美国总统也成了默多克的好友。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他与里根共进午餐时，总统的年纪和身体的虚弱使他大吃一惊。尽管如此，默多克珍惜与白宫的良好关系。在这次午餐上，里根实际上睡着了。其他的客人继续吃饭，而男侍者不停地收盘子。最后里根睡醒了，好像得到了什么信号又变得兴高采烈。后来默多克形容这次经历“令人难受”。
默多克与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也变得很友好。默多克认为，对水门事件这类丑闻的调查不是报界的目的。
他对波士顿的一群商人说：
我之所以与这个国家里我的绝大多数同行持相反的观点，是因为我觉得，新的新闻业竞争的狂热有时到了使政府倒台的程度。
使人丢脸的是，每天我们能够并且的确读到有关我们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洋洋洒洒的文章，却根本不承认我们的自由正面临的危险以及俄国和古巴在这个大陆上的军事基地造成的恐怖后果。
除了跟美国总统交好之外，默多克在英国也有政界的“靠山”。他对于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支持，使他在英**业发展得如鱼得水，所向披靡。
在1979年的选举中，《太阳报》站出来公开地高声支持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以及保守党人，并且对他们大加赞赏。最后，撒切尔夫人顺利地赢得了选举。在之后的10多年里，这份报纸便长久地保持着对她的忠心，而此种忠心也得到了回报。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默多克与撒切尔夫人彼此相互鼓励和支持。“撒切尔革命”和“默多克革命”共同携手走过了10年。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太阳报》的生产工作经常会因工会纠纷而被迫中断。工会抱怨说，虽然这份报纸赚取了巨额的利润，默多克却依旧拒绝投资改善其工厂。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事实。坐落在波维尔大街上的《太阳报》的所有设施，包括编辑部和印刷部在内，都已经破败不堪了，在英国传媒舰队街上可能是最差劲的了。不过，因为面对罢工而导致每年上百万英镑的损失，默多克已经变得快没有耐心了。
“舰队街印刷工会是由动机不纯的坏蛋们把持着。”《太阳报》的主编拉里·兰博这样说。
兰博还说，他在默多克本人之前，就知道了撒切尔夫人的一些意图。在撒切尔夫人成为党的***以后，接受了一些顾问的意见。这些人认为，在对选民的影响方面，《太阳报》《镜报》以及《每日邮报》此类流行报纸，要比那些严肃的报纸大很多。而《镜报》一直是前工党的报纸，不过这些人建议她做一做《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的主编的工作。
不管是兰博或是默多克，都不想称自己是一个保守党人。不过，他们两人一致认为，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是一个大灾难。到1978年，有人给兰博提出建议说：“除撒切尔夫人外，别无选择。”不过，默多克十分担心会丢掉工党的读者群，他还曾经打电话问过兰博：“你仍然在支持那个铁血女人吗？”
1978年至1979年的这个冬天，公用事业部门的罢工行为造成大街堆满垃圾，尸体没有办法火化和安葬。兰博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作为报纸一篇文章的标题《不满意的冬天》，用来敲打政府。
在1979年年初，当时卡拉汉首相出国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好像明白了这个国家对他的不满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
撒切尔夫人来到了波维尔大街。兰博说她：“接受了一杯威士忌，脱掉了她的高跟鞋，和我们很投入地谈了好几个小时。她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兰博还曾经去过她的住所拜访她，“谈她竞选的计划”。他给撒切尔夫人提供过很多建议让她参考，特别是与大众传媒方面相关的。
在1979年5月3日的选举日，《太阳报》用了整版篇幅在第一版发表了社论，声称“这次选举只有投保守党人的票，才是终止骚乱的唯一途径”。
默多克对于报纸对保守党的支持态度似乎还不太满意，他让兰博用“这次”来替代最初的“今天”这个词，意思就是，《太阳报》并不会永远支持保守党。这篇社论强调，《太阳报》作为一份激进的左翼报纸，督促人们投保守党人的票。
几个月之后，在默多克购买《太阳报》10周年的时候，撒切尔首相寄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祝贺你们的第一个10年，我相信《太阳报》将在今后的岁月中，在帮助重建我们国家幸福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1980年年初，撒切尔夫人恢复了过去的传统，她向帮助过她的记者与报纸的老板们表示感谢。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在她当政期间。
在整个1981年，撒切尔政府和新闻集团都时运不济。英国正经历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
9月危机突然爆发，起因是两个主要的印刷工会之一英国印刷工会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分会威胁“要退出合作”以支持该协会再次增加工资的要求。
默多克在接管《泰晤士报》时没有对工会采取积极的行动。然而，现在他声称如果英国印刷工会不合作的话，为这两家报纸工作的人将被禁止进厂。没有人会拿到工资，甚至连那些习惯于被汤普森宠爱而现在感到害怕的记者也是如此。
结果，报纸停刊一次，英国印刷工会让步。但是许多记者与默多克之间的隔阂加深了。
他要求工会同意在几天里裁减600份工作。他说，报纸在“流血致死”；如果不这样裁员的话，他将被迫把报纸关闭。与此同时，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了保护报纸的商标权，默多克正悄悄地力图把《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名称权从泰晤士报系股份有限公司转移到拥有《世界新闻》和《太阳报》的国际新闻公司。
2月5日，默多克会见《泰晤士报》的高级管理人员，向他们通报报纸的金融危机并警告他们，如果工会不加强合作的话，报纸可能被迫关闭。
查尔斯·道格拉斯·霍姆问公司资产清理人员是否能够拥有报纸的名称，默多克简单地回答道，它们“可能不行”。这个简略回答在格雷斯因路周围传开了，于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去公司大厦检查泰晤士报系的抵押记录。他们发现在泰晤士报系的资产清单里现在没有提到“名称权和版权”。它们已经被转移到国际新闻公司。
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剥夺泰晤士报系的主要资产，也就是报纸的名称权。如果公司被停业清算的话，报纸的名称权将仍然是默多克资产的一部分，可以随意重新使用，并可以重新出版以它们的名称冠名的报纸。
理查德·西尔比后来说：
我们当时在泰晤士报系遭受的损失非常大，国际新闻公司无法承受。我们那时还比较弱小。工会认为可以随意摆布我们。
因此我们想，我们占有报纸的商标并干脆把它转移到国际新闻公司。以后如果发生严重的罢工，我们就可以关闭泰晤士报社并马上创办一份名叫《新泰晤士报》的子报纸。
我们想保护这两家报社，不是消灭它们。我们的律师法勒夫妇以书面的形式告诉我们，这样做没问题。
埃文斯和费兰克·贾尔斯都出席了于1981年10月举行的董事会，会上批准了报纸名称的转移。他们两人都没有表示反对。然而当他们的记者指出这件事的重要性时，埃文斯授权《泰晤士报》进行调查。
1982年2月，该报刊登了一篇详细的报道。特雷弗·罗珀声称，事前没有经过协商初步地违反了默多克购并两家报纸时签订的条款。《泰晤士报》原来的主编威廉·里斯莫格要求取消报纸名称的转移。政府说它正在研究这件事。
默多克叫理查德·西尔比从墨尔本过来处理这个难题。2月17日，国际新闻公司宣布，报纸名称正重新被转移回泰晤士报系。
后来，埃文斯和默多克发生了很多摩擦，两个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埃文斯选择离开。埃文斯辞职几星期后，阿根廷入侵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与阿根廷开战。默多克赞同撒切尔夫人坚决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决心。
4月22日，默多克被纽约全美犹太人代表大会选为“当年最杰出的传媒人物”时对听众说，阿英冲突将提醒人们中东可能发生的事件：问题的焦点是民主与**的对抗，支持英国的理由与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完全一样。
默多克所有的主编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弗兰克·贾尔斯发表了一篇几经斟酌的文章。他说他希望冲突能够经过谈判得到和平解决，他还力图替英国外交部开脱，因为许多人指责它没有能够预测到这次入侵。
在《泰晤士报》，查尔斯·道格拉斯·霍姆称阿根廷的攻击是“赤裸裸的侵略”，是自从阿道夫·***垮台以来绝无仅有的。接着他声称：“我们现在都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人。”
该报对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在英国外交部没有预测到这次入侵的情况下继续执掌外交部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就在同一天，卡林顿辞职。《太阳报》声称，自从《慕尼黑协定》签订以来，外交部就一直是绥靖分子的庇护所。
《太阳报》进行了一场明确反映其主编凯尔文·麦肯齐个性的著名战争。默多克任命他接替拉里·拉姆爵士，希望他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他没有让默多克失望。
麦肯齐生于1946年，具有郊区人顽固的性格，喜欢直接在出版物中装出工人阶级粗鲁的样子。像默多克一样，麦肯齐的脾气大得吓人，他常常在最激烈的“臭骂会议”中把他的记者痛骂一顿。他给公众的外表是疯狂野蛮，他同样鄙视默多克最讨厌的权势集团。
除此以外，他蔑视《每日镜报》****的同情心和《卫报》的自由主义倾向，他把《卫报》称之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报纸”，说其他的“高品位的”报纸只不过是“不受欢迎的报纸”。他坚定不移遵守的座右铭是“报纸的每一版都要使人震撼和惊异”。
默多克似乎把他当成一个任性的儿子来看待，一个只能迁就的怪才。对《太阳报》的记者们来说，麦肯齐主政时期就像是由一疯狂的魔鬼操纵的环滑车。他开始进一步使报纸面向低收入阶层，或者如默多克所说，使它变得更通俗，来赶上快报报业公司旨在削弱《太阳报》而出版的《星报》。
《太阳报》完全被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狂热所笼罩。《太阳报》的记者给自己定了军衔，温斯顿·丘吉尔的画像挂在新闻编辑室的墙上；当英军特混舰队起航驶往南大西洋时，他们发明了一个新口号：“给我们将士以支持的报纸。”
参加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许多英军士兵对《太阳报》报道和标题的恐怖侵略主义感到很生气。它指责英国广播公司不偏不倚的报道是“叛国”。
1983年5月，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中获胜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撒切尔夫人请求全国人民支持她连任。不过当时有300万人失业，这种情况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太阳报》把撒切尔夫人写成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英雄，用反对党工党混乱的局面来突出她勇敢有力的领导才能。据说保守党正在建设一个新英国：英国“在马吉的领导下向守旧的传统告别”。以“马吉对英国伟大时代的展望”为标题的保守党宣言占了两大版的篇幅。
1979年，在大选过程中，该报建议“投保守党一票”。《泰晤士报》表达对撒切尔夫人的支持显得更为婉转，《星期日泰晤士报》倒是没有公开支持撒切尔夫人，但是最后它还是选择支持保守党阵营。
默多克在媒体上给予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让她最终获得了大选胜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