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着手写《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这本书，是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发射前两个月。
写作的起因，当然是“神舟号”飞船一次又一次飞向太空，中国人千年“飞天梦”即将变为现实。内中的直接原因，却是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的来访。
那是2003年8月10日，两位不速之客从香港来到上海我家。他们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影师，前来釆访。平日，我家也常是记者们光顾的所在。记者们来访，要么谈文学创作的体会和见解，要么谈最近出版的纪实文学新书。然而，这一回香港电视记者采访的话题却与众不同，他们要我谈当年是如何进入“禁区”——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的。他们说，办理前往那里采访的申请，已经快一年了，至今没有下文。不仅是他们无法进入那神秘的“禁区”，就连*****的记者也同样未能获准。据报道，“那里有重兵把守。如果有人企图偷看或拍照，警卫会‘很客气’地请他们立即离开。”
香港媒体向来有一根敏感的神经。自从1999年以来，中国一连四次成功地发射“神舟号”无人飞船，中国宇航员“登天”已经指日可待，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当然也引起香港媒体的高度关注。香港无线电视台也加入了“抢新闻”、“抢镜头”的行列。他们注意**湾《科学月刊》2003年第四期上的一篇长文，题为《现在可以说了！——二十四年前采访中国航太基地》，署名***。
我为什么会在台湾的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呢？
那是2003年1月，我在台北的时候，《科学月刊》总编辑张之杰先生和台湾作家黄海前来看我，欢聚之余，张先生不忘本职——向我约稿。他希望我能够写一写众所关注的焦点话题。考虑到当时“神舟四号”刚刚发射成功，中国宇航员上天已经是箭在弦上，这是海峡两岸共同的焦点话题，于是我答应写一写24年前采访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的不平常的经历。
回到上海之后，我把《现在可以说了！》用E-mail发给了张之杰先生。他读后说，马上发表，但是希望能够配上照片。于是，我把照片扫描，又用E-mail发了过去。张先生是一个工作非常仔细的人，他要我为照片配上解说词。我第三次发E-mail给张先生。不久，《现在可以说了！》就在台湾《科学月刊》2003年第四期上发表了。我发现，由于海峡两岸语言的差异，这篇文章中的许多名词被按照台湾习惯改了。比如，中国大陆叫航天，台湾叫做“航太”；“载人航天”被改为“载人航太”；“宇航员”被改成“太空人”；“模拟舱”改成“类比飞船”……
知道我在24年前曾经在那个戒备森严的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采访了半个月
，香港无线电视台对我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我曾经担任电影编导达18年之久。
在那里，我一度从事“秘密工作”——在***病重期间，我曾受命出任代号为“文集内片”导演，带着一个50多人的摄制组，拍摄了许多娱乐性影片，专供***病中观看。
1978年，我导演了关于交通安全的影片《红绿灯下》。这部影片由于采用了一连串的喜剧小故事讽刺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们，受到观众的欢迎，荣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
面对香港无线电视台的镜头，我回忆了拍摄《载人航天》的经过……
那是在1979年，我忙于拍摄大型科教片《向宇宙进军》。1980年第一期《大众电影》，曾刊登关于《向宇宙进军》一片报道：
普及空间科技知识的影片《向宇宙进军》
上海科影的大型彩**《向宇宙进军》即将摄制完成。影片共分三辑，可放映一个半小时。该片编导是大家所熟悉的作家***，摄影是张崇基。这部影片主要是向广大观众宣传和普及空间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具备哪些条件才能飞出地球，以及月球上的情形。观众可以从银幕上看到我国近几年来在空间宇航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看到我国发射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壮观情景和我国第一批宇航员训练的情况。为了说明科学道理，还从国外电影上剪辑了资料镜头。在第三辑中还有展望未来，发射航天飞机以及航天飞机飞翔在宇宙中间、来往于地球和其他星球的精彩镜头。（杨树占）
就科教片而言，通常每部的放映时间是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向宇宙进军》长达一个半小时，确实是一部大型科教片。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道透露了重要信息：“观众可以从银幕上看到……我国第一批宇航员训练的情况。”
须知，在当时，关于中国训练宇航员的情况，从未见诸于报道。
我为什么会担任《向宇宙进军》一片的导演呢？那时候，中国的电影生产还处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时期，拍摄题材是由文化部下达的。当时空间科学是八大新兴前沿科学之一，文化部向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下达了拍摄《空间科学》的任务。
也真巧，应上海《文汇报》之约，我在1978年4月5日发表了《七种应用卫星——漫话空间技术》一文。厂领导见我对《空间科学》有兴趣，于是就把拍摄《空间科学》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接受任务之后，前往北京，到主管部门——第七机械工业部进行采访。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前身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成立于1956年10月8日，院长为钱学森。1965年1月4日，第七机械工业部成立，钱学森为副部长。在第七机械工业部，我进
行了许多采访，观看了他们当时收集的大量的美国、苏联的宇宙飞行纪录片。
1978年10月9日，第七机械工业部致函文化部[文号为“（78）七科字第1194号6”]，对于我拍摄《向宇宙进军》一片表示“积极支持和配合”。
《向宇宙进军》分为《飞出地球去》、《卫星的应用》和《载人航天》三辑。
对于前两辑，拍摄的问题大体上都得以解决。第七机械工业部的“（78）七科字第1194号6”文指出：“我国发射的八颗人造地球卫星，其中‘东方红一号’卫星和‘实践一号’卫星实物或者模型可以在影片中出现其形象”；“我部现有的有关火箭卫星影片资料中可以适当选用部分镜头”；“我们认为火箭发射场、地面站在影片中应适当出现，但发射场和地面站隶属国防科委需请报经国防科委同意。卫星回收的照片，我们意见以选用国外资料为宜”。
问题最大的是第三辑《载人航天》。第七机械工业部的“（78）七科字第1194号6”文只是表示“我部所有的国外影片资料，可以大力提供”。也就是说，这一辑是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大力提供”的“国外影片资料”基础上编辑而成。
当时，第七机械工业部送给我一批内部出版的《载人航天》杂志，让我看了《小狗飞上天》等内部参考影片。我得知，在1968年4月，中国成立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在进行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的同时，已经开始进行选拔和培训宇航员的工作。我不愿根据第七机械工业部“大力提供”的“国外影片资料”七拼八凑编出第三辑《载人航天》，而是希望实地拍摄中国航天训练基地如何训练中国宇航员。对此，第七机械工业部表示“定不了”，必须请示国防科委。
1978年12月13日，我完成了题为《空间科学》（后来根据钱学森意见改名为《向宇宙进军》）的拍摄提纲。按照惯例，我在完成《空间科学》拍摄提纲之后，将它寄往主管部门——第七机械工业部科研局审查。
我没有想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看了《空间科学》拍摄提纲，并约见我和摄制组主要创作成员谈话。在谈话中，我“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前往中国航天训练基地拍摄的要求，钱学森当场表示同意，使我万分欣喜。
正是由于钱学森的亲自批准，1979年3月上旬，我得以进人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采访。
1979年3月21日，我完成了《载人航天》电影剧本。4月，我率摄制组前往中国航天训练基地进行拍摄，这是媒体第一次进入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地方。当时，中国航天训练基地负责人陈信非常重视《载人航天》影片的拍摄，组织了专门的班子接待我们，配合拍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