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倒也像以前一样，容易打发；除了跟黎明去见他二叔；每星期两次。
黎明的二叔换了一双深蓝色的运动鞋。
“梦露，我知道，有时候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心事说给家人或者朋友听，是因为害怕要承担责任；那么，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偶然相遇的普通人，不管说什么做什么，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不用负责任，也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所以，现在跟我说说，你不用去学校的时候都喜欢做些什么事……”
“不用去学校的时候”，我多半会沿着工人宿舍区里那条破旧腐朽的青砖小路一直往北走，走去北山脚下那片荒草地。我会看到苏哥哥正坐在水渠边，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我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着苏哥哥，不敢靠近。他盘腿而坐，记录本放在膝头，专心地撰写；深秋的风撩动他的喉结，钻进他的衣领，抚摸他的每一寸肌肤；他不为所动，心思全在他笔尖流淌着的故事里。他正在写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还是大头蚂蚁圆圆的故事吗？一个人怎么可能写同一个故事写那么多年？多半是在写另外一个全新的故事了。突然，苏哥哥向我招手。我转身就逃……
“嘭”的一声，深蓝色的运动鞋将一个相框放到我面前的桌上，斩断了我的臆想。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家庭合照。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拥有一个属于他的家庭。梦露，能跟我说说你的家庭吗？你的父亲、母亲。尤其是你小的时候，他们教会你吃饭，教会你走路，他们陪着你玩耍、陪着你成长、带你认识这个你并不了解的世界。想想那些让你觉得开心、觉得难忘的事情……”
你瞧，他又在鼓励我臆想，好吧，我继续——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停电了，整个工人宿舍区里一片漆黑。所有人都跑到了外面的街道上，因为家里实在是热得呆不下去。老人、孩子、男人、女人，凉席、蒲扇、风油精、半导体，三两成群地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说是非、讲黄段子；聒噪和汗臭将一条又一条的胡同塞得满满登登。
我的父亲抱着高粱酒瓶子趴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呼呼大睡，鼾声震天；母亲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从床上扯下一条毛巾被，将自己整个裹起来，像是电视新闻里偶尔会出现一个镜头的伊朗妇女。我从柜子里翻出小半截儿蜡烛，拿火柴点燃；端着蜡烛围着屋子转了好几圈，假装自己在进行什么神圣的仪式；最后我端着蜡烛躲进写字台底下，心里想着外婆给我讲过的“红眼绿鼻子，专吃小孩子”。我抽出垫桌角的一，满是肮脏的油渍，里面有几张被剪掉做了鞋样子；还有一张黑白插图，一个女人没穿上衣，被摁在墙上，一个男人掐着她的脖子；我把蜡烛凑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这个故事；里面有些我不认识的汉字，大致是讲一个家庭故事；男人离婚再娶，后妈虐待孩子，亲妈拿刀刺伤了后妈，亲妈坐牢，孩子继续被后妈虐待；不知道是要宣扬什么观点，好像跟这幅插图也没什么关联。